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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第1页）

九黄墨玉得知他的义举和壮举后，反应也很激烈，却不是赞许，而是担忧:“你怎么能那样逞能呢?万一小偷真的掏出刀子来呢?”他脖子一昂:“怕什么?兵来将挡，一个小毛贼我还对付不了吗?我可是地地道道的童子功!”黄墨玉恼火了:“提什么童子功?都老胳膊老腿的了!就是能擒住他，保不准自己也被捅伤。得不偿失嘛!”薛鹏举毫不示弱:“那也值!何况我是金刚不坏之身，他又怎么伤得了我呢?”

话虽这样说，心里也有几分后怕，暗自承认妻子的话也有道理。不管怎样，她是出于对自己的关爱。这世上大概没有比她更关爱自己的了!那么，李薇呢?嗨!怎么又想到李薇了?该死!

卸任后的第二个夜晚，他的睡眠质量也不错，但比头一天要醒来得早些。这天他也有两件事要做:上午去给本科生上课，下午召集哲学学科的全体成员开会。

教育部规定所有的教授都必须给本科生上课，但各校在执行的过程中却多少打了些折扣，比如有教授职称的校领导，名义上都排了本科生的课，但实际上大多由别的老师代劳。这也情有可原:他们的时间都被文山会海挤占了，分身不得。你想，你已经准备好第二天一早去给本科生上课了，晚上突然接到上级部门的电话，要你在同一时间去参加一个紧急会议。这时你怎么办?肯定得以“大局”为重，临时停课或调课。那就打乱教学秩序了。而这样的情况并非偶尔发生，出现的几率很高。所以，现职校领导根本没有办法独立给本科生上完一门课，要上，也只能时断时续，与“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无异。不同的是他们并非故意偷懒。

薛鹏举过去作为学校的行政主管，在给本科生上课的问题上，自己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每学期给本科生开一两次讲座。当然，慕名来听的不只是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往往提前侵占了大半的座位。后来，不得不给本科生划定专门区域，或者设立本科生专场，谢绝研究生入内。可知薛校长的人气还是很高的。

在任时分身乏术，如今卸任了，不再有公务缠身，他马上提出要恢复教授的当行本色，重给本科生上课，而且希望“立即落实”。于是，教务处便安排他每逢周三的上午给哲学系的三年级学生上两节课。

今天正好是周三，是他“解甲归田”以后初次树藩插篱?精耕细作的日子。醒来后，他把教学ppt又温习了一遍。

ppt是助教制作的，但经过他的仔细修改。事关学术，他从来不敢疏忽与懈怠。遗憾的是，自己尚未掌握多媒体技术，ppt制作不能亲力亲为，因而画面的色彩?布局等都不太契合他的意图。

走进教室后，迎接他的掌声庶几可以用“雷鸣”来形容。见惯了大场面的他不动声色，心里却是暖暖的。第一节课很快就结束了，学生们全神贯注，清澈的眼神中满是崇仰。看来，重回讲台并不是一件费力的事。

他想不明白，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老师抱怨本科生的课难上呢?一点也不难上啊!关键看你是否具有真才实学和饱满的情绪，又能否辅以炉火纯青的教学技巧。自己一站到讲台上，感觉就像能征惯战却赋闲多年的将军重回沙场，又像一度金盆洗手却终究耐不住寂寞的侠士再战江湖，不仅精神抖擞，还有一种“刀刀见血”的渴望———所谓“刀刀见血”，那是形象的说法，意即每一点教学内容都能让学生茅塞顿开，受用无穷。如果每位老师都能这样要求自己，何愁学生对课堂教学不感兴趣?

不过，他也发现，做笔记的学生很少，大多数学生只是侧耳倾听，手头根本就没有笔记本。这和自己当年读大学时的情形真是迥然不同啊!

他是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一届本科生，即当今被誉为“精英中之精英”的七七级。好不容易博来的求学机会与“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报国宏愿，像两股注入他们血脉的源源不竭的动力源，推动他们如饥似渴地汲取知识的甘泉。那时，课堂上老师说的每一句话，他们都恨不得记录下来，教室里一片蚕食桑叶的沙沙声，那是几十支钢笔同时在或精致或粗陋的笔记本上游走。一堂课下来，大家往往累得手臂酸麻，脸上却都挂着又一次采集到富矿标本的愉快笑容。不知从何时起，这样的景象便从教室里消失了!随之消失的是什么呢?是强烈的求知欲望啊!

他并不冬烘，当然也知道此一时彼一时，在这个知识爆炸的网络时代，大学生们吸取知识的渠道已趋多元，不像他们当年在书籍短缺的情况下把课堂教学当成了求知的主渠道甚至唯一渠道，舍此别无选择。换言之，新一代大学生对课堂教学的依赖性已大大降低，有人甚至哗众取宠地说已降低到零。可是，这就能构成不做笔记的理由了吗?不能!做笔记，不仅是把知识存储下来的方式，也是锻炼手与脑之间的协调能力的方式，还是帮助你集中注意力的方式———有哪位做笔记的同学会思想开小差呢?这些道理他们怎么就不懂呢?他觉得有必要跟他们说教一番。

第二堂课一开始，他就结合自身经历大谈做笔记的益处。提到那个令人难忘的年代，他有些慷慨激昂起来，学生们却大多数表情漠然，只有个别人露出如听天方夜谭般的惊奇神色，几乎没有颔首赞同并立刻挥笔疾书把他的高论记录在案的。有一位女生举手表示要发言，他以为她有所感悟，刚才有些失落的情绪重新振奋起来。谁知她只是提了一个令他哭笑不得的要求:“老师，课后能不能把ppt给我们复制一下?”

她主观上也许绝不想冒犯他，绝没有与他针锋相对之意，但此时在他听来，她的言外之意却是:既然教学内容可以复制，还有做笔记的必要吗?这等于全盘否定了他刚才动情阐发的观点。这真有点“鸡同鸭讲”的意思了，老练如他，竟也无言以对。而偏偏在这时，他又看到有两个学生用手机对着ppt拍照。噢，原来他们愿意采用的是这样的记录方式!

课在继续，但他已没有一开始的情绪高昂了，而课堂气氛也沉闷了一些，似乎他那番多少带有“今不如昔”意味的言论伤害了敏感而又脆弱的九〇后大学生的自尊。讲着讲着，他又有了一个发现:学生们对学术性比较强的内容普遍不太感兴趣，他们喜好的内容都带有一定的趣味性，也就是说他们投放注意力的标准首先是趣味，然后才是学术，而哲学课程本身的特点却正好相反。这样，传统的?规范的教学内容就很难吸引他们了。

也难怪，“哲学的贫困”与“贫困的哲学”早已成为哲学老师们的自嘲语，并严重影响到哲学这一古老学科的发展。近年来，报考哲学专业的学生寥若晨星，因而第一志愿录取率极低，每年只有可怜的三十个招生指标，还不能招满，需要从选择其他专业而未能录取的考生中调剂。勉强招进的学生多有“明珠暗投”之憾，专业基础既不扎实，专业思想又不稳固，怎能指望他们把学术作为首选呢?

基于这一现实，看来得对教学内容的学术高度做必要的调整了，适当削弱学术性，增强趣味性。这并不意味着对学术的放弃，而是一种暂时的妥协，以后再一点点因势利导，拨乱反正。他觉得，这就叫“权变”。

下课了。学生们哄一声如鸟兽散，没有一个留下来向他请教问题。这又出乎他意料了!他和他的七七级同学们当年可不是这样的———下课铃一响，就争先恐后地涌向讲台边，围绕住老师，宛如一群嗷嗷待哺的小鸟聚拢到刚刚觅食归来的老鸟翅膀下，等待它一口一口喂食。那种饥饿感和焦灼感啊，现在的大学生是无论如何体会不到，也不想体会的了。

另外，在这一代大学生身上，也找不到对老师的敬畏感了。他和他的同学们刚入大学时都把老师奉若神明，把老师的话当作金科玉律，后来随着知识的积累和眼界的扩大，才慢慢接受了“吾爱吾师而吾更爱真理”的挑战性说法，开始对老师的话重新加以思考。但对老师的敬畏感依然不变，而对黄侃如教授那样的学术权威更是顶礼膜拜，追随唯恐不及。大三时，黄侃如曾给他的论文写过一段批语，他把它当作唐僧历尽九九八十一难方才取得的真经一样秘藏。黄侃如中气不足，讲课时声若蚊吟，又带有浓重的浙江口音，听起来十分吃力，他们便都像逆风侦听猎物动静的警犬一样竖起耳朵，不放过任何一点如游丝般飘来的天外梵音，从来不会因此而逃课或者在老师眼皮底下堂而皇之地阅读课外书籍。即使成为黄侃如的东床快婿后，他也始终对黄侃如执弟子礼，恭谨有加，而黄侃如也从不对他假以辞色，各自严守本分。

再看现在的大学生，对他这个曾任一校之长的学术权威，一开始固然不无崇仰;出于好奇，对他的课也听得十分认真，但等到神秘感渐渐逝去之后，对他及他的课的兴趣就大减了。他们当然也有偶像崇拜，但他们的偶像不涉学术，非关传统，是那些风靡于世俗社会的文体明星。而且，这种崇拜也不会持久，和他们的偶像一样很快就会销声匿迹。

想到这一点，薛鹏举原有的再度叱咤教坛风云的自信开始缩水。面对新的教学群体?新的理想诉求，要把本科生的课上好，并不像想象的那样简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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