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齐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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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画（第4页）

“你聋了呵？要你锄油菜！”

“晓得了晓得了。你莫发气。”

油光光的脑袋缩回去了。本义总算吐匀气，卷上一撮烟丝，发现身后有什么动静，回头一看，居然还是万玉脸上的苦笑。“对不起，我刚才又听急了，你是要我锄……锄……”

想必他已经骇得跑了魂，什么话也听不清了。

本义把油菜两个字狠狠灌进他的耳朵，才把他打发走。

屋后有了一串猪叫，本义的气色才算活了几分。他最喜欢杀猪，杀得也内行。又一阵猪叫之后，他脸上净是泥点，手上血污污的，回到灶边抽烟。刚才只一刀，干净利落把猪放倒。他搭嘴搭舌一直守在屠房里，最后邀几个供销社的伙计凑在热气腾腾的锅灶边，吃了猪肉，喝了猪血汤，才满意地抹了抹油嘴，打了个饱嗝。

他没有开会，公社干部也不敢批评他。待他满面通红地重返会场，干部还要请他上台发言，足见他的话份十分了得。

他说：“我今天不多讲了，只讲两点。”

这是他每次发言前例行的公告。他无论实际上讲的是两点，还是三点、四点、五点乃至更多，也无论是讲三言两语还是长篇大论，都要事先申明，他只讲两点。

他讲着讲着，一股肉汤味涌上来，便讲到他以前在朝鲜的经历，用当年他打美国兵的武功，来证明现在修水利、种禾谷、养猪、计划生育之类的任务是完全可以完成的，也是一定要完成的。他总是把美国的坦克说成是拖拉机。他说在三八线，美国的拖拉机来了，地都发抖，把人的尿都骇得出来。但志愿军英雄好汉，一百丈，不打，五十丈，还不打，三十丈，还不打，最后，等美国拖拉机到了面前，一炮就把它娘的打掉了!

他得意地踌躇四顾。

公社何部长曾经纠正他的说法：“不是拖拉机，那叫坦克。”

他眨眨眼：“不叫拖拉机？我没读多少书，是个流氓。”

他的意思是，他是个文盲，分不清坦克和拖拉机没有什么奇怪。他也认真地学习过坦克这个词，但是到了下次开会，他照例一百丈五十丈三十丈地紧张了一通后，还是一溜嘴说成拖拉机。

他的这一类用语错误，丝毫不影响他的话一句顶一句。“人只有病死的，没有做死的”，“大灾大丰收，小灾小丰收”，“人人都要搞思想搞进步搞世界”等等这些话没有多少道理，但因为出自他本义，就慢慢通用了，流传下来了。他耳朵有些背。有一次从公社干部那里，把毛主席语录“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听成了“路线是个桩，桩上钉桩”，有明显的错误，但因为“桩”字出于他的口，马桥人后来一直深信不疑，反而嘲笑我们知青把路线说成是“纲”，纲是什么？

怜相

兆青去县城里看过一回世界，回来以后，免不了有一些人向他好奇地打听街上的事情。他无心把城里情况说得很具体，一律以草草打发。人家问房子，问汽车，问人貌，他都是说：“有什么呵？好怜相的。”

“怜相”是漂亮的意思。

他没有笑容，毫无谈兴，对打探者敷衍几句然后就去挖土。我后来才从家居县城的光复老师那里知道，兆青老倌在城里的时候，哪里都不去，一直在老师家蜷曲着小小身子，缩在椅子上睡觉，甚至不朝窗外瞥上一眼。他挂着脸上一团粗横的怨气，一点也不愿意看见那些漂亮的高楼，说有什么好看呢？我们不比你们街上人，一看这些就心里堵。造孽呵，这么大的屋，要好多人，做好多工，才砌得起来呵？

他第一次看见火车站的大厅，看到地上的大理石板光可鉴人，就总是黑着一张脸。不小心滑了一跤，还哇哇大哭，鼻涕抹上衣袖。“娘哎娘，錾得这样平，打得这样光，要磨死好多人呵。”

让旁人吓了一大跳。

回到乡亲家里，他反常地吃得很少，对一只邻家的狗特别恼怒，显得脾气很坏。乡亲知道，他的父亲就是一个岩匠，打了一辈子岩头，已经死了。

在我看来，比起后生们对城市的赞叹来说，兆青的哇哇大哭更多保留了“怜相”一词的原义。马桥人没有“美丽”这个词，只有“标致”、“乖致”、“乖”一类可作替代，最为常用和流行的却是“怜相”。在汉语里，美与怜早有不解之缘，不算特别的奇怪。美使人疼，故有“疼爱”；使人怜，故有“怜爱”。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在中文里透出哀婉的情愫。有一篇西方学者评介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的文章。文章说川端康成不爱用“悲”字，总是用“哀”字，因为在汉语里，“哀”与“爱”同音，在声音上沟通了两种情感——或者说，在川端康成看来其实就是一种情感，无由被文字粗暴地分割。文章从一点出发，论述川端康成的审美态度中的悲世情怀。其实，文章的作者不知道，汉语的“悲”字同样承担着美的诠义。古人说“悲角”、“悲商”、“悲丝”、“悲管”、“悲歌”、“悲响”等等，其中的“悲”字差不多都可以用“美”替换。我在大学的古文教授就是这么说的。他反对一九**年版的《辞源》仅仅把“悲”限义为悲愁伤痛——那样的话，古人用“悲”来广泛形容一切音乐，包括欢乐或豪壮的音乐，就变得十分费解了。

我赞同我的古文教授。

在那一刻，我想起了马桥，想起了马桥的“怜相”，想起了兆青在一切高楼大厦面前忍不住的哭泣。中国的美总是在“哀”、“悲”、“怜”的方块字里流淌，于是，兆青的泪水总是在现代化的美景前抛洒。

怪器

在马桥的语言里，本领高强的人还承袭了一个符号：“怪器”。

《辞源》（商务印书馆一九八八年）对“怪”有三种释义：一是指“奇异”，“奇特”；二是指“特别”、“非常”、“很”——似可看做前一义的逐步虚词化；三是指“责备”、“指斥”，比如“怪我”，就是批评我的意思。

这样看来，汉语中的奇异之物，总是与责备和指斥有不解之缘，不如庸常那么安全。

马桥最“怪器”的人，非马盐午莫属。当初知青招工的招工，病退的病退，只留下包括我在内的最后两个。会唱革命京剧的都走了，文艺宣传队奉命演出时几乎开不了锣，于是就有人推荐盐午。他当时还是个在校中学生，应召而来，果然唱得很好，虽然矮得没法上台，也没有工夫参加排练，但他躲在台后暗处，可以把一本戏从头唱到尾，无论正派、反派、生角、旦角，所有唱词他张口便有，台上人只需配合一下口形就行。有几个难度极大的高音，他也顺溜溜地唱了上去，音流在乡村夜空破云高飞，真让我大吃一惊。

他唱完就跑回家了，消失在夜色里，以至我还没来得及认真地看他一眼。

他唱戏的名气很大，平江县搞什么汇演，也有人来请他过去帮忙——吹笛子拉胡琴都是他的一碗饭。要做个景片或做件戏装，他挠挠脑袋，好主意说有就有。

我真正看清他的脸，是在他毕业回乡之后。一张圆乎乎的娃娃脸，似乎乳毛未褪，与他哥哥盐早的尖嘴猴腮大不一样。他看我下围棋，看了几局就斗胆上场对弈。我对他掉以轻心，一心想指导他，没料到几步下来，他扭杀得我狼狈不堪。我另外做局，他也处处打劫，透出一股凶劲和狠劲，简直无懈可击，穷追猛打，斩草除根，宁可错杀三千，决不放走一个。

我暗暗称奇，也输得很不服气。

他谦卑地说：“对不起，献丑了，献丑了。”眉宇间却有一丝掩饰不去的得意。

我事后暗地里发愤研究棋谱，约他再战一场，不料他借口要抓药或者要出工，躲得远远的，决不给我雪耻的机会。我可以想象得出，他目睹我急不可耐无计可施的模样以后，一转背是如何开心。

他在村子里不怎么干活，在家的日子很少，连老母病重的时候也不大回来。队上分给每个人的水利工任务，都是盐早替他完成的。他家的菜地上，也总是只有盐早挑担的影子。他先是学做漆匠，提着一个工具篮，满身漆污，同我在路上相遇过一回。后来有一次见到他，我发现他又改学中医了，有模有样地给别人扎着针，把着脉，开着药方。他后来还学过画像和刻字——据说在长乐街和县城里卖字画，包括在顾客的自来水笔上刻出怀素体狂草的毛主席诗词，立等可取，价格也公道。总之，他没有什么学不会的，没有任何东西可阻拦他表现自己的超级怪器。他的怪器名播四乡，老幼皆知，众人称道。尽管他是个“汉奸”（参见词条“汉奸”），但马桥人从不恶视他，对他长期不明不白地在外流窜也一直很宽容。

他是马桥的骄傲，是马桥弓周围众多村寨人们共同的骄傲。传说某某地方出了一个大学生，马桥人就会不服气地说：什么呢？可惜盐午是个汉奸，要不三四个大学都读下来了。传说某某地方的一个人招到县里当水利技术员，吃上国家粮，眼看还要升官。马桥人也不服气地说：那家伙还能当技术员？可惜盐午的成分大，要不哪轮得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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