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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雾2（第3页）

周如水受了这一顿抢白，气得说不出话，又不好对他们发作，便发呆地望着他们。

“这就是他的复杂的问题了，”陈真点头说。“他的朋友里面只有我一个人知道这件事。我在日本和他同住过半年，他的家信我都看过。”歇了歇，他又对周如水说，“其实这丝毫不成问题。实际上你差不多跟家庭脱离了关系。你在外面爱上了一个女人或者和她同居或者结婚，没有一个人来干涉你。”

“只是我良心上怎样过得去？”周如水现出痛苦的样子，这时候他好像把自己当作了一个伟大的牺牲者。

“良心？什么良心？”吴仁民坐在椅子上笑起来，“这跟良心有什么关系？你自己爱上一个女人同她结婚，这是很自然的事。家里的妻子是父母替你娶的，那不是你的妻子，那是他们的媳妇，让他们去管罢。”

“这样岂不会使父母难堪吗？岂不是从此跟家庭完全断绝了关系，永远不能够回家再见父母一面吗？这太残忍了！”周如水悲痛地说。

“那么就索性离婚罢，”陈真用了近乎残酷的语气说，好像丝毫不同情他似的。“你能够离婚倒也算你一生第一次做了一件痛快的事。”

“离婚？”周如水不懂似地念着。这两个字像鞭子似地打在他的头上，他用手抚着前额，现出惊恐的样子。这两个字太可怕了，是靠着良心生活的他所不能够忍受的。他忽然惊惧地叫道：“不能，这是良心所不允许的。不但不能够实行，而且连提也不行，提出来，第一我的父母就会受到很大的打击，这会使他们伤心。我还有良心，这样的事我不能够做！”

陈真的脸色突然变了。他对于藉良心做护符的周如水起了反感。他的眼里发出强烈的光，透过眼镜刺在周如水的脸上，刺得周如水的脸发痛。他说：“良心！去罢，我不要良心！我正要使那班人，使一切的人会因为自己的过错受到惩罚。不管犯错误的是父母或是别人，都该受到惩罚。……把一个人生下来，在他面前安放了希望，用这个来引诱他，在他快要达到的时候却把希望拿走了，另外给他造就一个牢狱，把他关在那里面，使他没有青春，没有幸福，使他的生活成为长期的受苦。把儿女当作自己的玩物由自己任意处置，这样的父母是应该受惩罚的。我们正应该使他们为自己所做的事后悔！然而你，你却以为应该为他们牺牲一切，你却躲在良心的盾下放弃了你对社会对人类的责任。你真是个懦夫！”他后面的话说得非常快，周如水和吴仁民两人都听不清楚，不过他们知道他动了气。他容易动气，大概因为身体不好的缘故。但是过了一些时候，他又会安静下来。所以大家也不去管他。他们即使不赞成他的话也不去驳他。这时他说完话，便又默然了，脸红着，样子很苦恼。

这些话太可怕了，在周如水的耳里听来是很荒谬的。要是说话的是别人，他一定会跟他争辩。然而年轻的陈真坐在他的面前喘气；这个人和他一样也牺牲了自己的青春和幸福，却不是为了少数人，是为了大众。而且更超过他的是这个人整日劳苦地工作，从事社会运动，以致得了肺病，病虽然轻，但是他在得了病以后反而工作得更勤苦。别人劝他休息，他却只说：“因为我活着的时间不久了，所以不得不加劲地工作。”如果不是一种更大的爱在鼓舞他，他能够贡献这样大的牺牲吗？对于这样的一个人周如水无论如何是不能够拿“没有良心”的话来责备的。他找不出一句适当的话答复陈真。他只是茫然望着这个人的脸。

过了一些难堪的宁静的时候。

“你究竟怎样办？”吴仁民追逼似地问。

“让我再仔细思索一下，”周如水沉吟地说，“我想我应该决定一个计划。如果我决定不管家庭，我自然要找一个女子，我的确需要结婚。不过我又想回家去，那么一切计划都谈不到了。”他的声音里带了忧郁，他似乎也害怕回家去。

“你回家去又打算怎么办？到乡下去做改良农村的工作吗？”吴仁民关心地望着他。

“我本来有这个意思，我想回到自己比较熟习的乡村去，办一些改良的事业。先从一个小的乡村做起，然后再扩充到几个乡村。办农场，办学校，办合作社，办民团，因为那些乡里常常有土匪，民团也是需要的……”

“这也很好，不过我怕你一个人去做有困难，”吴仁民点头说。

周如水脸上的表情变得更忧郁了，他平日很少是这样忧郁的。他焦虑地说：“然而这是不可能的。我把这个意思写信告诉父亲，他就写信来骂我说：‘你读了这许多年的书，怎么居然弄昏了头脑想起归农来了？你快不要再提归农的话。几个月以前有两个首都农业专门学校毕业回来的学生跑到乡下去，住不到两个月就被人捉将官里去，说他们是共产党，把他们砍了头。你要回来就快息了归农的念头罢。’这样看来，即使回家去，‘土还’也是绝对不可能的了。”

“那么你怎么办呢？”吴仁民的眼光就在他的脸上盘旋，使他无法逃避。

“我也没有别的办法，”他茫然回答道。

“我说就不要回去罢！”吴仁民直截了当地说。

周如水现出为难的样子说：“不回去，良心上又好像过不去。两个月以前我还在东京的时候，父亲接连来了两封信要我马上回去，说八九年没有看见我，不知道人怎么样子，很想看到我。他以为我在外面读了八九年的书，又在外国大学毕了业，很可以回省去做官了。”

“做官？我看你的性情决不适宜于做官，”吴仁民插嘴说。

“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很踌躇。做官，我不愿意；归农，又不能够。回家去什么事也不能够做。”他说着，心里很焦虑，他也想不出一个两全的办法。

“那么不回去好了。”

周如水并不注意吴仁民的话，只顾自己说下去：“我想了好久，总想不到一个办法。有时我竟然想不顾一切跑回家去，虽然明知道我回去于家人、于我自己实际上并无多大好处，我觉得要这样良心才得安宁。”

“其实照我看来你没有必须回家的理由。”

“你还不明白。……父亲年纪大了，近年来他的生意又完全失败，家里生活也不宽裕，父亲很希望我回去帮助家庭。……而且我有许多亲戚，真正苦得很……大部分是寡妇……我应该设法帮助她们，我如果不回去，她们怎么办呢？”

“你回去又有什么办法？”吴仁民怀疑地侧着头问，表示不相信他的话。周如水回答不出来了。实际上他是没有一点办法的。这时候他的脑子里只有“良心”两个字，究竟良心是什么，他自己也不知道，如果有人把他所谓的良心仔细地分析给他看，他也会失笑的。

吴仁民觉得再和周如水讲下去，只是浪费精神，便压住怒气，淡淡地对他说：“好，你回去好了，我赞成你回去，最好早一点动身。”

周如水不知道吴仁民说的是反面的话。他以为吴仁民真的主张他回家去。他听见别人赞成他回家，他自己倒又踌躇起来了。先前他觉得非回家不可，这时候却觉得回家去是太不行了。尤其是抛撇了他所喜欢的张若兰回家去，和他的丑陋的妻子过无爱的生活，这思想是他所不能够忍受的。他惋惜地说：“我回到家里恐怕就没有机会再出来。而且我的计划，我的志愿，都无法实现了。还有她……”说到这里他马上住了口。

吴仁民也不去注意这个“她”字究竟指谁，因为在口语里他分辨不出周如水说的是“他”字或“她”字。他只是讥笑地说：“你不是在说牺牲，说良心上的安慰吗？还顾得这些小事情？”

周如水不说话，心里很难受。

“你到这里来，写了多少字？”吴仁民觉得无话可说，忽然想起这件事就问道，同时他也想换个话题和周如水谈点别的事情。

“原稿纸不到两页，算起来不过六百字，”周如水淡淡地回答道。

“怎么这样少？这个地方很宜于写作。”

“我本来也是这样想。谁知刚刚到这里，就遇见了她，”说着，他自己也忍不住笑了。

“那么我劝你还是放弃了回家的念头罢，同她结婚好了。我看你已经入迷了。”吴仁民看见他笑起来，以为事情有了转机，他会改变主意，便又诚恳地劝他，希望他走幸福的路。

“这个我还不能够决定，我的问题很复杂，须得有长时间的思索才可以避免他日的后悔。”周如水的脸上依旧没有坚决的表情。

“你已经想过好几年了，”这许久不说话的陈真忽然站起来用响亮的声音说，“可是依旧像现在这样地没有结果。你的所谓的良心，好像一个纸糊的灯笼，戳破了是不值一文的。这良心，仔细分析起来，就是社会上一般人的毁誉。……你想着怎样做就不会引起社会上一般人的非难，甚或会引起他们的赞许，于是你就自以为得到良心上的安慰了。你是没有勇气的人。你没有勇气和现实的痛苦的生活对面，所以常常逃避到美妙的梦境里去。我不像你，我要在痛苦的现实里生活下去。你以为我对我的父母就没有一点爱慕吗？你以为我是一个残酷无情的人吗？不，绝不是这样，我也很知道爱我的父母。然而我生下来母亲就死了。我只有一个爱我的父亲。在十六岁离家的时候我也流过眼泪。不到两年父亲死了，家里接连来了几封电报叫我回去，我也不理。我这样做自己也感到痛苦，但是我并不后悔，我这个身体是属于社会的。我没有权利为了家庭就放弃社会的工作。我不怕社会上一般人的非难，我不要你所说的良心上的安慰，我和你是完全两样的人。但是我也有我的满足。我把我的爱，我的恨，都放在我的工作上，将来有一天我会看见我的成绩，我的爱和恨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他说这些话，态度非常坚决，他的紧握着的拳头像铁块一般。他挺直地立着，显得非常有力，好像是一座塑像。

“你也许有理，”周如水含糊地说，因为他觉得他没有话可以驳倒陈真了。他一方面是感动，一方面又是痛苦，他不能够看着陈真把他所崇拜的良心分析得那样不值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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