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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九（第2页）

文信公奉使不屈，从容就死，推忠贞者，莫之能踰也。求其先信国而兴者，颜鲁公而外，孙晟其无媿焉。

信国以儒臣起义，事中国之共主，败而不挠，亡而不屈。而晟捐其故国，自北徂南，投身危邦，事割据之主，则出身次第不若信公之大正。江南非四海兆人之元后，而为之效死，盖亦褊矣，而未可以此短晟也。

晟虽非江南之人士，然其南奔也，石、刘二氏以沙陀部落而僭大号，且进契丹以入践中原，君劣臣离，上下荡然无纪，虽云故上，固志节之士所不忍一日居也。

江南承天下无君之乏，保境息民，颇知文教，士不幸生于其世，无可致身之地，则择地而蹈，能用我者，为尽臣节，委诚以舍命，初非叛故主、附新君、仅酬国士之知者，此亦奚足以此病晟哉！

乃若晟之奉表于周，请奉正朔，与信公之祈请于蒙古也，其事略同；而折中于义，则晟愈焉。江南之与周齿也，小役大，弱役强，役焉而可保其宗社，则宗社重矣。

宋之于蒙古，人禽之大辨也，屈志以祈请，虽幸而存，为犬豕之附庸，生不如其死，存不如其亡，而宗社抑轻矣。

然则信公之为赵氏宗社谋也则忠，而为自谋其所以效忠者则失也。海上扁舟，犹存中华之一线，等死耳，择死所而死之，固不如张、陆之径行以自遂矣。晟之屈己以请命，志士之所弗堪，固劳臣之所必效。

幸得当而延李氏一日之宗祊，屈不足以为辱；但不以其私屈焉，而志已光昭矣。此晟之死，视信公为尤正焉。若其坚贞之操，从容之度，前有鲁公，后有信公，鴈行而翔于天步，均也，又何多让与！

六十三

宝俨论相之说，非也。天子之职，择相而已矣。百为之得失，百尹之贞邪，莫不以择相为之本。为天下之元后父母，仅此二三密勿之大臣，为宗社生民效其敬慎，不知自择，而委之前在此位者，以举所知而任之，不知天之与以天下、而天下戴之以为大君，何为者邪？

既云令宰相举所知矣，是信其有知人之明、靖guo之忠也；又责以保任，而举非其人，责其举者，是何其辱朝廷而羞当世之士邪？保任之法，用之于庶官，且徒滋比阿覆蔽之奸；况举天下以授之调变，而但恃缘坐举主之峻法乎？又况人不易知，不保其往，乃以追责耆旧归田之故老，借使王安石蒙坏法之谴，文潞公且被褫夺，秦桧正误国之刑，胡文定与坐戮尸乎？

俨又云：“姑试以本官权知政事，察其职业之堪否而后实授，”则尤谬甚。以此法试始进之士，使宰一邑、司一职者，子产犹曰“美锦不以学制”。与天子坐而论道、为天下臣民所倚赖之一二人，乃使循职业以课能否而用舍之，知有耻者，亦不愿立于其廷；况其以道事君，进退在己，而不以天子之喜怒为进退者哉？此法行，则惟兢兢患失之鄙夫，忍隐以守章程、充于廉陛而已。

夫人臣出身事主而至于相，非一日之遽得之也；人君登进草莱之士而至于相，非一日骤予之也。

或自牧守，或自卿贰，或自词臣，业已为群情所歆厌，而数蒙人主之顾问。

兵农礼乐，皆足以见其才；出处取与，皆足以征其守；议论设施，皆足以测其量；荐拔论劾，皆足以试其交。而待诸已入纶扉、将宣麻敕之日，始以职业考其优劣而进退之乎？甚矣！俨之罔于君人之道也。

苛细以亵天职，猜疑以解士心，长君之偷，劝臣之党，而能尊主庇民，未之有也。漠然不相信之人，一人誉之，即引而置之百僚之上，与谋宗社生民之大，使其歆实授而饰迹以求荣，天下其得有心膂之臣乎？

盖自唐昭宗处倾危之世，廉耻道丧，桢干已亏，而昭宗躁竞，奖浮薄之风，故张濬、朱朴之流，卒然拔起以尸政府，而所谓宰相者贱矣。俨习于陋俗之氾滥，固将曰：此朝廷执笔以守典章之掾史耳，姑试之而以程限黜陟之，奚不可哉？洵如其言，天下恶得而定邪！

六十四

周主南伐江南，劳师三载，躬亲三驾，履行阵，冒矢石，数十战以极兵力，必得江北而后止。

江北既献，无难席卷以渡江，而修好休兵，馈盐还俘，置之若忘。呜呼！此其所以明于定纷乱之天下而得用兵之略也。盖周主之志，不在江南而在契丹也。

当时中原之所急者，莫有大于契丹也。石敬瑭割地以使为主于塞内，南向而俯临中夏，有建瓴之势焉。叛臣降将，道以窃中国之政令，而民且奉之为主。

德光死，兀欲、述律交相戕贼，至是而其势亦衰矣，是可乘之机也。然其控弦驰马犷悍之力，犹未易折箠以驱之出塞。且自朱温以来，所号为中国主者，仅横互一线于雍、豫、兖、青之中，地狭力微，不足以逞志。

而立国之形，犬牙互入，未能截然有其四封，以保其内而应乎外。则不收淮南、江北之地，中国不成其中国。守不固，兵不彊，食不裕，强起而问无云之故壤，石重贵之覆轨，念之而寒心矣。

然而契丹不北走，十六州不南归，天下终不可得而宁。而欲勤外略，必靖内讧。乃孟氏之在蜀，刘氏之在粤，淫nue已甚，下之也易，而要不足以厚吾力、张吾威也。唯江南之立国也固矣，杨、徐、李阅三姓，而保境息民之谋不改。

李璟虽庸，人心尚固，求以胜之也较难。唯其难也，是以胜其兵而足以取威，得其众而足以效用，有其土而足以阜财，受其降而足以息乱。且使兵习于战，以屡胜而张其势；将试于敌，以功罪而择其才。割地画江，无南顾之忧，粤人且遥为效顺。

于是踰年而自将以伐契丹，其志乃大白于天下。而中国之威，因以大振。其有疾而竟不克者天也，其略则实足以天下而绍汉、唐者也。王朴先蜀、粤而后幽、燕之策非也，屡试而骄以疲矣。威方张而未竭，周主亟之，天假之年，中原其底定乎！

六十五

古乐之亡，自暴秦始。其后大乱相寻，王莽、赤眉、五胡、安、史、黄巢之乱，遗器焚毁，不可复见者多矣。至于柴氏之世、仅有存者，又皆汉以后之各以意仿佛效为者；于是周主荣锐意修复，以属之王朴。朴之说非必合于古也，而指归之要，庶几得之矣。至宋而胡安定、范蜀公、司马温公之聚讼又兴，蔡西山掇拾而著之篇，持之确，析之精。虽然，未见其见诸行事者可以用之也。

孔子曰：“大乐必简。”律吕之制，所以括两闲繁有之声而归之于简也。朴之言曰：“十二律旋相为宫，以生七调，为一均；凡十二均、八十四调而大备。”朴之所谓八十四调者，其归十二调而已。

计其鸿细、长短、高下、清浊之数，从长九寸径三分之律，就中而损之，旋相生以相益，而已极乎繁密。九九之数，尽于八十一，过此则目不能察，手不能循，耳不能审，心不能知，虚立至密至赜之差等，亦将焉用之也？蔡氏黄钟之数，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推而施之大钟大鎛，且有不能以度量权衡分析之者，而小者勿论矣。

尽其数于九九八十一而止，升降损益，其精极矣。取其能合之调为十二均足矣。故王朴律准从九寸而下，次第施柱，以备十二律，未为疏也。然自唐以降，能用此者犹鲜。过此以推之于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之密，夫谁能用之哉？大乐必简，繁则必乱，况乎其徒繁而无实邪

夫两闲之声，而欲极其至赜之变，则抑岂但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而已乎？今以人声验之，举一时四海之人，其唇、舌、齶、喉、齿、鼻，举相似也；引气发声，其用均也；乃其人之众，为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者，不知凡几也。虽甚肖者，隔垣而可别，乍相逼以相聆，似矣，而父母妻子则辨之也无有同者。是知天下之声，无涯无算，以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该之，谓之至密，而固不能尽其万一，则其为法也，抑隘甚矣。

天地之生，声也、色也、臭也、味也、质也、性也、才也，若有定也，实至无定也；若有涯也，实至无涯也。唯夫人之所为，以范围天地之化而用之者，则虽至圣至神、研几精义之极至，而皆如其量。

圣者之作，明者之述，就其量之大端，约而略之，使相叶以成用，则大中、至和、厚生、利用、正德之道全矣。其有残缺不修，纷杂相闲，以成乎乱者，皆即此至简之法不能尽合耳。故古之作乐者，以人声之无涯也，则以八音节之，而使合于有限之音。

抑以八音之无准也，则以十二律节之，而合于有限之律。朴之衍为七调，合为十二均，数可循，度可测，响可别，目得而见之，耳得而审之，心得而知之，物可使从心以制，音可使大概而分，其不细也，乃以不淫人之心志也；过此以往，奚所用哉，

呜呼！王朴极其思虑，裁以大纲，乐可自是而兴矣。至靖康之变，法器复亡，淫sheng胡乐，爚乱天下之耳，且不知古乐之为何等也。有制作之圣、建中和之极者出焉，将奚所取正哉？如朴之说，固可采也。九寸之黄钟，以累黍得其度数，有一定之则矣。

而上下损益，尽之十二变而止。而用黄钟以成众乐也，不限于九寸，因而高之，因而下之，皆可叶乎黄钟之律。则九其九而黄钟之繁变皆在焉，则十一律、七调、十二均之繁变皆在焉。巧足以制其器，明足以察其微，聪足以清其纪，心足以穷其理，约举之而义自弘，古乐亦岂终不可复哉？若苛细烦密之说，有名有数，而不能有实，祗以荧人之心志，而使不敢言乐，京房以下之所以为乐之赘疣也。折中以成必简之元声，尚以俟之来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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