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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3章 黄祸论（第1页）

因为大量玩家加入，阿祖兵团直接成员一举突破了两千万大关，外围大约八千万，农夫兵团也到了一千七百万，外围六千多万，这样，两大兵团在人数上也足以与任何一个超级势力抗衡了。

但是联军方面，虽然受到一定打击，可是实力也很快恢复过来了，他们对自己的地盘被阿祖与农夫兵团蚕食了一部分很不甘心，因此就小规模的在边境展开了攻防战。

总体来说，联军势力的规模至少在两大兵团的一倍以上，玩家人数更是两倍，联军此举三大目的，一个是夺回失去的地盘与要塞，能多抢回来一点更好，一个是用这种小范围，高烈度的战斗拖住对方兵力，影响其发展，第三是挽回上次失利的面子，同时转移内部不满的情绪。

果不其然，前两点效果怎么样不说，联军内部玩家的情绪却被调动起来了，原来是势力与势力之间的争端，现在上升为国与国之间的战争，联军的诡计明显得逞了。

对此，阿祖与农夫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一直以来，因为历史上成吉思汗的入侵，西方国家一直有一种黄祸论，每到一定时候，就拿出来攻击中国。

黄祸论是起源于19世纪主要针对中国的理论。黄祸论之名来自1895年德皇威廉二世送给俄国沙皇尼姑拉二世的一幅《黄祸图》，这副画显示出，欧洲列强以它们各自的护守天神为代表，被天上派下来的天使米迦勒召集在一起，联合起来抵抗佛教、异端和野蛮人的侵犯，以捍卫十字架。

黄祸论由黄祸图而起，并在德英俄美广泛传播开来。此后，每当中国出现一线复兴生机，侵略者们就以黄祸为警。而其源流出现于是19世纪初叶，英国学者戴维斯的《中国人的历史》、沃尔尼的《古老帝国的遗迹》、德籍英国传教士郭实拉的《中国史》等书中曾将蒙古西征称之为“中世纪最大的黄祸。”

一般认为，“黄祸论”的始作俑者是无政府主义创始人之一俄国人巴古宁，他在1873年出版的《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中开鼓噪“黄祸论”之先河，英国殖民主义者皮尔逊在他的《民族生活与民族性》一书中又进一步发挥完善，使得这一理论基本形成。

俄国人巴古宁根据他逃亡期间在中国的见闻，他认为中国是“来自东方的巨大危险”。巴枯宁认为这种危险首先来自于中国可怕的人口与移民：“有些人估计中国有四亿人口，另一些人估计有六亿人口，他们十分拥挤地居住在帝国境内，于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以不可阻挡之势大批向外移民……这就是来自东方的几乎是不可避免地威胁着我们的危险。轻视中国人是错误的。中国人是可怕的。”此外，中国人已开始熟悉掌握最新式的武器和欧洲人的纪律，他们正“把这种纪律和对新武器、新战术的熟悉掌握同中国人的原始的野蛮、没有人道观念、没有爱好自由的本能、奴隶般服从的习惯等特点结合起来——再考虑到中国的庞大人口不得不寻找一条出路，你就可以了解来自东方威胁着我们的危险是多么巨大！”为此巴枯宁曾上书沙皇建议“着手征服东方”，“如果真的要从事征服，为什么不从中国开始呢？”

到了19世纪末期，黄祸论在西方逐渐流行，并且鼓吹者大都是世界近代史上风云人物，如德、俄两国的皇帝，长期把持中国海关的英国人赫德，美国总统老罗斯福等。在欧美一些国家外交和国家政策中也开始贯彻这一理论，变本加厉掠夺压迫中国，如泛斯拉夫主义、黄俄罗斯计划、黑白非洲主义、白澳政策等，主要是针对黄种人尤其是中国人的；像美国在1882年和1884年通过了《排华法案》，大力排挤华人；在加拿大、美国、荷兰等国还颁布了禁止白人与华人通婚的法律，在国际上一直以人权自居的美国直到1967年才宣布这种法律违宪。

黄祸论这种想象既源于历史的记忆，也源于宗教的记忆。公元4世纪时匈奴人一路西进，攻陷了罗马城；公元13世纪，蒙古大军横扫多瑙河，直逼布达佩斯。这些记录在历史上的“恐怖”记忆，遇到适宜的背景，就会从西方人的意识深处冒出来，折磨着他们想象的神经。对宗教的信仰也使西方人视中国龙为恐惧的象征，中世纪欧洲人第一次见到中国龙的形象时，就认定魔鬼就是中国的龙，早期西方称呼中国人为“鞑靼人”，在拉丁语中有“来自地狱里的人”之意，而蒙古人直接令西方人想到《圣经·启示录》中所说的魔鬼族部落哥革和玛各。

所以，每逢适当时机，黄祸论总会死灰复燃，成为西方国家攻击中国的口舌，此次多国联军失利，再次引发黄祸论甚嚣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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