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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第2页）

在创办纱厂过程中，周学熙十分注意培养技术人员，设置棉业传习所（分纺织、植棉两种）。植棉系毕业生一般分配到各植棉场，而纺织系毕业生多派充华新技术干部。改良棉种，设胶县植棉场，进行棉种试验，培养优良品种，也是华新的一大重点。为扩大原棉生产，周学熙还组织成立长芦棉垦局，自兼督办，计划利用废盐场开河蓄水，筑堤防潮，准备大规模植棉。这些举措在当时来说相当先进新潮，周学熙确实是中国实业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一位大人物。

除了创办启新洋灰公司、华新纺织公司外，周学熙还创办了其他在当时较为有影响力的企业，其中包括他主持的直隶工艺总局，创办京师自来水公司、中国实业银行、实业总汇处等实业，这些都是当时响当当的企业。据统计，以周学熙为核心的资本集团，涉及煤矿、金融、纺织等产业，二十余年来创造的资本总额达4000余万，在1元能购买7斤猪肉的当时，这个数目不可谓不惊人。

1927年，周学熙因病隐退，庞大的商业帝国渐渐转交到下一代手中，江山已成，打江山不易，守江山亦不易，然而，只要周家人共进退，齐心衰荣，守成无碍矣。晚年时期，周学熙曾写诗曰：少日一心三不朽，毕生十事九成空。诗书莫继先人业，惠泽难伸慈母衷。病茸吟看诗有崇，狂疏世态酒无功。今看雪上鸿泥迹，历历分明只梦中。虽然为家族搏出了另一条路，为后人创下了偌大家业，但这一生，他走得亦是战战兢兢，在弱肉强食、时代更迭的境地里求生尚且艰难，更何况是要负重前行，雪夜跋涉。他也经过鏖战，也受过一番心血为他人做嫁衣的伤心，往事历历，却都已在梦中。

在周学熙等周家人的尽心竭力下，周氏家族开创了官商双管齐下的新局面——诸多产业保证他们有足够的物质财富，支撑孩子们尽可能自由地选择他们的人生；另一方面，有出息的子孙后人，又为他们家族添砖加瓦，令家族能够继续繁衍生息，深根辟土——环环相扣，因果相承，所谓“富不过三代”对于周氏家族而言，是一个不足为惧的传言。世间纷繁乱相，随血液流淌在他们灵魂深处的，是对家族坚贞虔诚的信念，是自幼时起不断熏陶叠加的君子之风，亦是千秋家国掷地有声的赤子之心。

诗书传家学承中西

迷津欲有向，平海夕漫漫。曾经，十分惶恐迷失方向，烟波三十六里，曲曲折折，回环反复，迷雾重叠，轻山绕过一带碧水，身在其间，风决绝了流年，梦斑驳了凡世。人世的艰难又何止如此，无知世事里的浮沉，跌宕命运里的离合，匆匆数十载，就如春花掠过，乳燕没林，而前方犹自重峦叠嶂，任由灵魂飘荡，与花朵合唱，看一朝一朝的太阳升起沉落。

人生，不惧艰险，不畏寒霜，唯独怕迷失了自己。所以，浮桥上神色晦暗的人们，可以停下来，想一想自己是从何方而来，先不必惦念自己要去往何方，先追回最初最原始的一缕蒙昧，藏在血缘里，刻在童年时，飘摇在年轻的母亲清逸的发丝间。那些最不易察觉，被轻易抛弃的过往，呼唤起心灵深处潜藏的眷恋和勇气来，毫不费力。

因为“传承”总是难以忽略，不论是社会历史，还是人文地理，这种来自血缘、来自家族、来自地域的因素，往往很惊人。这种因素或许会在经年累月里渐渐淡去，在异国他乡里被刻意或无意地掩去，走过灰蒙蒙的塔楼，伴着涛涛的宁静河流，然而一首旧歌谣，就会牵动眼角边罕见的潸然。

周一良先生从未忘却过他的根本，他总是格外清晰地记得曾祖父是个瘦高的白头发老人，爱写字，底蕴深厚，提笔起来就是：“天有时而倾，地有时而缺，大道千古万古永不灭”这样的句子；他的启蒙是在私塾里，塾师们不按常理出牌，不以《千字文》《三字经》开蒙，反而先念《孝经》，再是《论语》，他起初以为是老师们的安排，后来才得知是父亲周叔弢的授意，让孩子们以此开启这一生相伴的诗书文章。

说起周叔弢，整个中国教育史尤其是家庭教育上，都绕不开他。这位出身豪富巨贾之家的公子，不仅顺应时势，慧眼识人，为新中国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还为这个国家、他的家族，培养了十个优秀的孩子——是的，他的十个儿女，后来都成为了其领域内的翘楚，有八位最终留在高校，为学术和教育奉献了一生。

长子周一良，大名鼎鼎的历史学家、北大教授，杨联升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说：“当时青年学者中最有希望传先生衣钵者”便是周一良，先生则是指陈寅恪；次子珏良，长期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任教；次女与良是南开大学的生物系教授，微生物学家；三子艮良则是建筑设计专家；四子杲良为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神经学系教授，神经生理学家；五子以良，是东北林业大学植物研究所所长，国家森林植物学学术带头人；六子治良曾任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曾担任北京亚运会工程副总指挥、总建筑师；七子景良在50年代留学苏联，是中国大陆最早使用电子衍射进行晶体原子结构分析的专家，同时是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曾任北京地质学会分析测试委员会主任。

他们的成功，自然脱不开诗书传家的家风，也脱不开父亲周叔弢开明又固本的教育方式。周一良自己曾说他的父亲是一个严于律己之人，他兄弟五个，其他都有妾侍，唯独他洁身自好，对于子女的教养，亦是十分严格，同时思想非常开明，能够顺应时代潮流。周叔弢本身是接替叔父周学熙走实业这条路的，家大业大，但他从不干涉子女的兴趣爱好，任凭他们追寻自己的人生，十个孩子里，有的研究人文，有的从事教育，有的作科研人员，却没有一个继承父业。周一良曾笑谈，他在自己家里，连股票都没有见过。可见，周叔弢诚然是一位相当开明的父亲了。

周叔弢亦十分重视孩子们国学的教育，他没有盲目追随潮流，送子女到附近学校念书，而是遵循旧制让他们在自家私塾里接受教育。先学《孝经》《论语》《四书》；接着念《左传》《礼记》《史记》《韩非子》等古典经典，在这样的教育下，周氏家族子弟的国学底子都格外扎实。在结束私塾教育后，孩子们才去念中学或高中，当然也有例外，周一良是大学才正式外出求学，因此刚开始难免有些不适应。不过，后来周一良成为了历史学家，很是感谢少年时打下的厚实古典文学基础。

兼容并包，学贯中西，周氏家族的教育是随时代变化而与时俱进的。据说，当初周叔弢的几个孩子在国外留学时，当他们每每写信告知父亲他们无法看到古书时，便会在不久日子里收到周叔弢从国内寄去的诸多古书。除了常见的《三国演义》之外，还有一些比较少见的《仇注杜诗》、《智永千字文》等。周叔弢所选的书籍，一部分是孩子们学习所需的必读物，还有一部分是他希望孩子们能涉猎的知识。对于父亲的推荐，孩子们向来都来者不拒，因为在他们的心里，父亲是一个令他们敬佩的博学多才之人，能经由他推荐的书，必然有其精妙不凡之处。每每拿到，他们都能充满期待地读下去，品下去。

这种好读书，愿读书的良好氛围，自然是家庭教育的结果。1935年，周叔弢在天津旧英租界66号路购地2.7亩，建了一幢砖混结构的西式楼房，占地约1.4亩。楼有三层，建筑面积998平方米，内有住房27间，一楼是餐厅和客厅；二楼是卧室、起居室、书房；三楼就是书海，用来藏书，是周家孩子们最常流连的场所。周叔弢的幼子，周景良就是在这所桂林路的房子里长大的，他记得三楼足足有三间屋子是专门存放藏书的。父亲的藏书大都装在木制的书箱里，善本书的书箱是浅黄色的，樟木盖子；普通书籍的书箱则是绛红色的。除了善本书的书箱不能随意翻阅，而其他书箱均可随意翻看。书香、文字、诗歌、阳光和美好，像呼吸一样，参与了他们的成长，时间越走越远，依旧清晰明亮，恍如清晨柔亮的莺啼，恍如被烟火拉长的脉脉草香。

周家的孩子们，不论走过多少的路程，千里万里，重洋海外，天之高，地之阔，他们始终铭记，此时此刻此地，皆是家族的赋予，那种无声的熏陶，已经深深地埋藏进来，教会他们宽容、自信、平和、果敢、承担，那并非是说道式的教化，通篇的大道理，不能令人信服，而是融入日常的生活，言传身教，耳濡目染——对于周家来说，代代传承的不止是价值连城的宝物，更是这些真挚且更有效的教育方式。

花开两支文理双全

“儒者修己治人，人道也……我家子弟，总以专重儒修为主，不可邪趋旁骛……”此语出自周馥的《负暄闲语》，这其实是一册写与子孙后人的寄语，一开篇就提读书，一读书就推儒家，确实，儒家思想里的孝道、温敦、诚信、礼义，恰是君子之道，作为一介名臣，确然希望后人奉公克己，严于律己，宽厚待人。

《负暄闲语》中，提到希望子孙“行善以能兴学、教人为上，周济孤寡次之。”周馥认为，教育是首位的，哪怕是做慈善也应该排在第一位，接济孤寡老人则排在了第二位，他的思想观念十分明确——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因此周家曾多次给学校、学堂捐款，善名远播。

周家对自家儿孙教育的重视，亦是难以想象的。就如周馥，四五岁时其祖父就开始教授《论语》《孟子》，暮年时周馥尚能吟诵儿时诗歌，他洋洋洒洒六万字写《负暄闲语》，只为告诫儿孙，立身立人，离不开读书二字。周学熙更甚，为了家中私塾所用，甚至专门成立了一个“师古堂刻书局”，亲自选定书单，交给书局细心刻印，送到家塾中给孩子们使用，此书单至今留存。而周叔弢，横跨政商两界，常常忙得无暇分身，却仍旧惦念着孩子们的功课，亲自给他们制定课程表，稍有闲暇，就要检查他们的学业，孩子们外出求学，一旦他们回家，便要看成绩单。

如此家风，如何能不花开葳蕤，如何能不培养出兰芝秀树。周家后人中成名者众，最鼎盛的仍数第四代的周一良和周炜良，两人恰好一文一理，一中一西，恰如并蒂双星，清辉悠远，令人神往。

周一良是周家长房周学海一支的，父亲周叔弢极其重视教育，他在家中私塾一直念到去燕京大学修国文，一年后，转入辅仁大学修历史，次年，重转回燕京大学历史系。周一良很有语言天赋，精通数门外语，但最钟情汉语，钟爱汉史。作为一位历史学家，他研究最深、最有成就的是魏晋南北朝史，著书立说，影响最广的倒是亚洲史。

1949年以前，周一良曾讲授日本史。1949年后，他在北大任教，创设亚洲各国史课程，为新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亚洲史及日本史的人才。他于这个领域的著述有《日本明治维新前后的农民运动》《关于明治维新的几个问题》《东学党——朝鲜的反封建反帝斗争》，并主编了高校教材《亚洲各国古代史》。20世纪50-60年代，周一良撰写多篇中国与朝鲜等亚洲国家关系史的文章，对中国发展和亚洲各国的友好关系作用甚深；值得一提的是，周一良对中日文化关系史上的问题，以及两国文化的异同及其原因也颇有研究。20世纪80年代，他主编了《中外文化交流史》，首次提出狭义、广义和深义文化的论点，使文化问题的讨论达到了新的高度，为历史学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

作为当时中国首屈一指的历史学家，周一良曾多次出国，去非洲、欧洲、美洲等地讲学，进行学术交流。1981年，已是古稀之年的周一良先生应聘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的编辑委员会委员，后任常务副主任，同时兼任分支学科三国两晋南北朝史主编。季羡林先生生前忆及周一良，曾经的北大校长如此评价：他专治魏晋南北朝史，旁及敦煌文献，佛教研究，多有所获，巍然大师，海内无出其右者。周一良在史学上的成就，一方面是他自身的不懈努力，另一方面或许也受家学影响，周家先人里曾有一位佛学研究大家，说来也当得起一句“家学渊源”。

同周一良仅仅相差两岁的周炜良，虽然都是做学术研究的，却不论从地域还是研究方向上，都走上了一条截然相反，背道而驰的路。他们正如同出一脉却各自前行的河流，在碧原山川前默然道别，从此一去千里，追寻各自的繁花、星空、密林和歌谣，或许终有一日，他们会在宽容深厚的蓝海里再度重逢，一笑，拥抱，殊途同归。

周炜良亦是周家长房一支，与周一良是堂兄弟，其父周达，为清末民初著名的数学家、集邮家，被称为“邮票大王”。1924年，周炜良赴美留学，补习了几年后，考入肯塔基大学主修政治经济。如无意外，归国之后的周炜良该是在政府任职，命运的转折却在1931年悄然降临。那一年，一位中国数学家劝周炜良去普林斯顿或是德国的格丁根大学（当时的数学中心）研究数学，其实此时周炜良已经对数学产生了兴趣，他的父亲也是一位数学家，对数学的喜欢并非没有想过，而是一直被忽略了，直至有人一语惊醒梦中人。

1932年10月，周炜良去了格丁根。希特勒上台后，格丁根衰落了。周炜良转到莱比锡大学随范·德·瓦尔登研究代数几何，两年后周炜良因故滞留汉堡大学，随数学家E．阿丁听课，直至1936年初才回到莱比锡，在范·德·瓦尔登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拿到了数学博士学位。不久，他带着他的德国妻子返回中国，在南京中央大学担任教授，教数学。他的妻子原本出身富裕，因为战争的爆发，家产化为乌有，周炜良不得不承担起了养家的责任，包括抚养两个孩子以及赡养岳父岳母。若是二十年前的周家，这些不过是小事，只是战争也摧毁了周炜良父亲的财富，周炜良只好自力更生，为此，他离开了数学领域。直至抗战胜利，在友人的劝说下，他携家人重返美国。

1947年，周炜良到达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正式开始他的数学生涯，他首先撰文阐明，E．嘉当意义下的对称齐次空间可以表示为代数簇，因而能用代数几何的框架研究其几何学性质。1947—1948年间，法国数学家C．谢瓦莱访学普林斯顿，对周炜良的这篇论文做了很长的评论性摘要，发表于美国的《数学评论》。谢瓦莱曾邀请周炜良证明下列猜想：“任何代数曲线，在一个代数系统中的亏数，不会大于该系统中一般曲线的亏数”。面对质疑，周炜良使用纯代数的方法给出了证明，其主要工具之一仍然是范德瓦尔登-周炜良形式。这惊艳了整个数学界，学界皆知，有一位华裔数学家，名叫周炜良。

紧接着，1949年，周炜良发表了一篇重要论文《关于紧复解析簇》，这一反映由局部性质向整体性质过渡的深刻结论，被称为周炜良定理，在代数几何学著作中有显著地位，在后来的许多论文里，也常常把它作为新理论的出发点，可谓是数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周一良和周炜良，是周氏家族第四代中郎绝独艳的双生花，在人才辈出的周氏家族里，他们璀璨，但也同其他族人星辉相映，一同谱写了一曲灿烂的家族传奇。周氏家族的成功，固然有其特定的历史因素，但若没有其好学的家风，重视教育的家族传统，想必这一曲亦是断续不成章——传奇之所以为传奇，正是因为谁都没有忘却祖训，谁都没有遗忘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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