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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突然在校园里见到了张可老师，她历来不是那种常能见到的老师，从农村分别后就很少照面，不知在干什么。那天她显得很疲倦，走得很慢，猛地看到我她非常高兴，彼此问对方好吗，回答都含糊其词，艰难地找着话题。

“李惠民最近有联系吗？”她问。

“谁？”

“李惠民。”她又重复了一次，这下我想起来了，与我们一起住了很久的农村干部。倒不是我忘了他，是没有料到张可老师会在这样的时刻提起他。那些谈莎士比亚、练九成宫的夜晚又浮现在眼前，我把张可老师搀到路边草坪上谈了一会儿。她又告诉我，她家有一个邻居，是我中学的校友，每次见面都把我作为谈论对象。我想不起那位校友，但请张可老师代我向他问好。

“听说你们又要下农村？”她问。

“是的，已经动员了。”我说。

“多久？”她问。

“说是一辈子。”

“让带书吗？”她又问。

“还不知道。总可以带几本吧。”但我心里明白，张可老师说的书，不是可让带的那几本。

“一辈子，与父母商量了？”

我淡淡苦笑了一下。张可老师好像感觉到了这种问法有点不合时宜，便轻轻拍了拍我的手臂，说：“好好照顾自己。”

这次下乡劳动的时间并没有预想的那么漫无边际，等我们在几度春耕秋收之后突然被通知回到上海，情况已发生很大变化。工宣队、军宣队和造反派之间吵闹得很厉害，造反派的一些头头被关起来了，又出了林彪事件，一来二去，上级居然下令要复课了。复课又没有教材，于是一窝蜂地成立各种各样的教材编写组。原先被作为运动对象或运动阻力看待的那帮人，开始有点事干了。先听说有一批教师要去参加修订《辞海》，名单上有张可老师；后来陆陆续续又有一些教师被抽调出去。一天在大食堂，有一个军宣队员找我谈话，要我参加设在复旦大学的一个现代文学编写组。“每个文科学校都有人参加，以复旦、师大为主，我们是小学校，要谦虚。”他说。

当时所有的修订组和教材编写组都由市里的写作组统管，写作组对我这样一个“文革”以来未曾参加过任何组织的年轻人有点看重的意思，然而毕竟我的运气太好，一九七五年年初就发觉得了肝炎。在家休息一阵还不行，只得住院，出了医院就到故乡休养去了。要不然，从一九七五年到一九七六年，我如果在上海，没准也会奉命参与一些诸如“反击右倾翻案风”和其他名目繁多的小运动，这些居然都让我逃过去了。古人说“因病得闲殊不恶”，信然。记得回乡休养前在学院医务室里还遇见过张可老师一次，她说：“没关系，我爱人也得过肝炎，少吃药，多休息，增加营养。”顺便她还愉快地告诉我，学院里受人尊敬的朱端钧教授现在也在参加修订《辞海》。

这次她终于提到了自己的爱人。我曾听系里的老师说，她爱人是“胡风分子”，究竟是谁，却不清楚。

说是回乡养病，故乡却只有一位七十多岁的老祖母，我怕传染给她。后来是我同乡的老师盛钟健先生在奉化县的一个半山腰里找到一间小房子，让我住了下来。吃饭则有一顿没一顿，搭在山脚下一个极其简陋的小食堂里。那里连一份报纸也看不到，完全不知道天下发生了什么事。又是大幸，居然让我认识了一位八十多岁的沈老先生，他受当地文化馆委托管理着早年蒋经国先生在山间的一个读书室，经他点头，我就全身心地钻到那些旧书里去了。那儿除了《古今图书集成》、《二十四史》、《四部丛刊》外还有《万有文库》和比较完整的二三十年代出版的文化杂志，我反正有的是时间，一本本阅读。正经书读累了，就去兴致勃勃地翻阅一大堆《东方》杂志。读书室外面是长天荒草，安静无比。我从来没有获得过那么优越的读书条件，当然绝不放过，连生病的事也忘记了。

那位沈老先生有点仙风道骨，那么大年纪还每天爬山，有时居然亲自提一小篮子家栽时鲜水果，到半山小屋来送给我，让我既惊讶又感动。我问他为什么不在读书室里交给我而要亲自送来，他说这是“礼数”。他倒是每天早晨在家听点广播，把重要的消息告诉我。有一天他说唐山发生了大地震，我半山腰的小房子也危险，于是我几经打听搬到一个庙里躲避。在庙里又住了不少时日，仍然天天去读蒋经国先生留下的那些书。那个读书室造得很坚固，即使发生地震也会很安全。沈老先生说，蒋经国先生从来没有充分利用过这个读书室，这个读书室简直就是为我造的了。从古庙到读书室那条冷僻的荒路，我已经走得悠然陶然，几乎记不得年月了。

后来知道，这些年月，中国政治领域的斗争越来越激烈，上海文化界的气氛也十分紧张，而我则好像被一种神秘的力量冰冻封存了。直到二十年后，上海有剧作家在编剧之余突然构想起我的这段行踪，情节千奇百怪，甚至指派我担任了上海某写作组的组长，好像一个人在荒山中指挥着远处的斗争。我听到后总是大笑，说我的问题比他们想的严重得多。试想，我躲在国民党首脑的读书室里，与一个身份不清、但一提起蒋经国总不忘“先生”尊称的奇怪老人交往得不明不白，而且生活形态已近似“落草”。写作组总有白纸黑字的文章可以一篇篇清查，而这段“落草”的经历又怎么能说得清？

但是，不管怎么说，终于有一天，我从两位过路山民嘴中得知，立即又在老先生那里证实，毛泽东去世了。

五

几年后，我在系资料室里翻阅杂志，突然读到一篇用中西比较方法研究《文心雕龙》的文章，十分惊叹，却不知作者王元化是什么人。当时正好上海有一家大报向我约稿，就写了篇读后感寄去。几天后报社编辑亲自来到我家，告诉我这篇读后感不能发表。原因是“王元化的历史问题还没有结论，学术杂志发表他的论文可以，但我们报纸……”

我问：“王元化究竟是谁？”

“你写了文章还不知道他是谁？”那位编辑十分惊讶，“我还以为是由于你和他爱人同在一个学校的关系呢。”

“他爱人在我们学院？”我好奇极了。

“张可嘛！你真的不知道？”

“啊？”这下我倒真是发呆了。

过些天我有意识地在学校里找到张可老师，谈了这件事，也谈了我对王元化先生文章的评价。张可老师开心地笑着，不断地说：“你太客气了，你太客气了！”

又过了几天，系里的柏彬老师交给我一封厚厚的信，拆开一看，署名王元化。除了约我见面，还谈到以前如何从张可老师那里知道我，其中有一段话，一看之下眼睛一亮，后来不知又默诵了多少遍：

尽管身边还有大量让人生气的事，但我可以负责地说，就学术文化研究而言，现在可能正在进入本世纪以来最好的时期。

一位伤痕累累、尚未平反的长者，居然用如此明快的语言作出了世纪性的判断，当时对我的震撼真是非同小可。“可能正在进入本世纪以来最好的时期”——至少有几个月时间我一直念叨着这每一个字，回想着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鲁迅、陈寅恪，不能不产生一种惶恐，怕大家在热闹中把一个重要的时机辜负。正是这种震撼和惶恐，使我急急地将那部我多次提到过的h·克拉克的英文著作作为拐杖，向古代欧洲走去。

这些年在海内外演讲中总会被人频频问起，我从一个戏剧学者转而投身于多方位文化思考的最初动力，我总是回答：十几年前，我收到过一位长者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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