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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第2页）

苏长宁和杨淑兰的结命。很难说谁是谁非，虽不曲折却很独特；杨淑兰原来的丈夫是15师的一位团长、解放上海时牺牲在外白渡桥，她带着一个周岁的孩子，到警备区后勤部组织股等候分配工作，那一年她25岁，比苏长宁大3岁，苏长宁时常到她住处给孩子看病，杨淑兰像老大姐对小弟弟似地热情而又温柔地招待他，那时，25岁的杨淑兰风韵犹存，结过婚的女性自然懂得如何用含情脉脉的目光和温柔体贴的举动燃起苏长宁的渴望。结果，在一个风雨之夜，在杨淑兰的挽留下，他投入了她的怀抱。此后，他经常以给小孩看病为由和杨淑兰来往。热恋中的人沉浸在眼前的男欢女爱中，是很少想到后果的。结果，在杨淑兰怀孕之后，苏长宁才慌了手脚，……经过一段不寻常的波折，苏长宁受了警告处分而后和杨淑兰结婚。这种结合在苏长宁来说，自然带有被迫的性质，也很难说杨淑兰就没有个人打算引诱他落进爱情的陷阱而后和这个漂亮有为的年轻医生结婚。虽说他们的确有点不太相配，但最初的热恋中，除了住欲之外很难说没有真正的感情？当然这种感情比较脆弱，经不住第三者的诱惑。裂痕一旦出现，就很难弥合，除非一方作出牺牲，这就出现了一方幸福必然造成另一方痛苦的局面；这就出现了自古以来万千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伦理学家难以说清的问题。如果你说尽了爱情中的道德问题、责任问题之后，忽然冒出一句：“没有爱情的婚姻不是虚伪的吗？不是两人都痛苦吗？与其两人戴着精神重轭去拖拉着貌合神离同床异梦的家庭之车，痛苦终生，还是分手的好！”你就会陷入巨大的矛盾中，性解放好不好？从一而终好不好？改变传统好还是固守传统好？人类大概试验过多种婚恋方式。似乎很难找到哪一种是绝对完美的！

我深深懂得苏长宁此时的心境，他期待着我给他以道义上的支持、思想上的庇护和实际上的帮助——去劝说杨淑兰与他解除婚约。给他与白玉琴结合的自由。……这种可能是存在的。好像杨淑兰握有这种生死大权。而我则按着“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的原则去劝说杨淑兰放生。这样会不会把杨淑兰推进痛苦的深渊之中呢？如果我站在杨淑兰一方去想，她该怎么办呢？我约略计算一下，杨淑兰已经是四十四五岁的人了，他们已经有两个孩子，不管原来的结合是否完全自愿。总是共同生活了十七八年了，对她的打击将有多犬呢？她——一个在人生道路上被丈夫抛弃的四十多岁的女人，将来怎样渡过她的后半生呢？

“你跟白玉琴的感情有多深呢？”

“爱是能用深浅来衡量的吗？”苏长宁的声调里似乎带着某种凄凉，觉得我这个从事文学创作的人提了个愚蠢的问题。

“我们已经是山盟海誓生死与共了！”他用一种决绝的口吻继续说，“不可更改了！……我’的决心已经下定了。……”

这种不可更改是什么意思？已经同居了？我不便问，也不想问。我只是觉得他的决绝的口吻是在给自己壮胆，我深深地叹了口气，心头漾起一种沉重的潜忧，不知如何说好：

“你跟白玉琴的年龄大概要相差二十岁！”

“可是，爱情是不受年龄限制的。……”他的声调里有一种抗辩的意味，好像我从来就没有读过爱情小说。

“如果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呢？”我索性发挥一下文学创作的想象力给他听，“爱情也是因客观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假如十五年后，你已经是接近花甲之年，而白玉琴的风韵犹存，有一个新的白马主子打入你们的生活，白玉琴也就成了今天的你，而你也就成了今天的杨淑兰。白玉琴再来托我说情，要你放弃婚约的约束，成全他们的爱情，你将作何感想？你会不会在黄昏暮年感到孤独难耐，再去找杨淑兰重修旧好？而杨淑兰在爱情挫折的悲伤中活转回来，嫁了一个真正成为晚年伴侣的人，而你却被摈之门外，你会不会又自叹‘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那怎么可能呢？”苏军医窘困地勉强地笑笑，还想说什么，却没有说出来，我想，他此时的思绪一定非常纷乱。……

“在我看来，你和乔文亚两人都陷进了一个爱情的深潭，我们有时间，完全可以推测出它的可能性，采取上、中、下三种对策。……”桌上的时钟已经指到凌晨三点，我呵欠一声说，“我们可以从长计议，不过，我提醒你考虑一下各种可能，爱情，这是人生草原上的鲜花，可是，它时常和恨连在一起，爱得越深，恨得越狠，这种第三者的介入，几乎没有不造成悲剧的，……你如果向杨淑兰提出离异的问题，最好的可能是不欢而散，一般的可能是不欢不散，最坏的可能……生活中的事例已经够多了。”

“那好，”苏长宁有气无力地说，“让我仔细想想。”

“最好也把我的提醒告诉白玉琴，让她也仔细想想。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嘛。……”

“可是，……”苏军医还想分辩，不是思路断了就是认为我已睡去，只说了两个字就打住了。

第四章

（一）旧话重提

乔干事按时来接我回支队部，我绝不问他昨夜住在哪里。我也已经想好，如果张科长问起乔文亚的行踪，我也只能含乎地回答我跟苏军医睡在一起，谈得很晚，乔文亚自寻地方去睡了，反正卫生队里有许多空床。……结果，见到张科长后，他什么也没有问。

为了不过分唐突，不使孙支队长为难，我请乔干事送给他一张纸条，希望他安排一个时间谈一谈援越抗法的大致经过，并对近几年的援越抗美作一个系统的介绍，以便我在采访前把握全局。同时谈谈我要去各地采访的初步计划，请他帮助。

第三天上午，就接到他派通讯员送来的复信：

黎秘书（这是我在警备区当党委秘书时的旧称）：

你如方便，我们可安排在后天上午。届时，我在宿舍恭候。

孙洪林即

孙洪林的宿舍就在指挥部的左近，在茂密的凤尾竹掩映下的一间竹屋里，竹屋前有两株枝干丰满树叶稠密异常壮观的菩提树，像两团绿云荫护着竹屋，这屋子特别夯实了半尺高的地基，上面铺了防潮湿的石灰，用木薯秸铺成门台。这种竹屋好处很多，风凉易建，在敌机狂轰滥炸时，特别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即使炸弹落在就近，它在狂烈晃动之后，仍然不会倒塌，即使倾记也不会砸伤人。……四根圆木之上高架着竹排或是木板，这就是不可搬动却很牢固的床。这间竹屋后面，是一座陡峭壁立的山崖，约有70米高，崖壁上开了两条可以开进大卡车的坑道，即使敌机临空，竹屋的主人也能在半分钟内躲避。竹屋门前站着一个卫兵。这一切都说明了支队长的“特权”和地位。

这间竹屋的正面墙上，挂着常见的毛主席和胡主席像。他们都含蓄而慈祥地微笑着注视着我们，那神情好像世上处处都是快乐的天国。另一面墙上是越南地图。地图的斜对面是室内的唯一装饰——毛主席的手书《沁园春·雪》。白底黑字，那轻盈飘洒的笔墨像片片雪花纷纷扑落，在热带雨林里显得别具风韵，使人想到漫天皆白的祖国北方，给人带来故乡的清凉。

竹制的茶几上摆着云南出的红山茶香烟、山东出产的花生米和上海出的糖果。在床头上有一书架，上面放了几十本书。孙支队长和我坐在床对面的两张藤沙发椅上兴奋地倾谈。

是乔干事陪我来的。显然，他是想代替勤务员来完成招待工作，借以旁听我们所谈的内容，以满足好奇心理，平时，他是没有机会请支队长为他介绍援越抗法、援越抗美全局的，但是孙洪林却说：

“小乔，你去忙吧，这里我们自己动手（指的是泡茶续水等等），你顺便告诉总机室，凡是我的电话，全部转给参谋长，由他全权处理。……”

看样子，他想跟我长谈而且深谈，既不要别人干扰也不想让人旁听，作为一个创作人员，最需要的就是真情的倾吐，心灵的披露。在乔文亚走后，我略带歉意地说：

“你的事情太多，不会过分打扰你吧宁”

“要看怎么说，”孙洪林在藤沙发椅上坐稳了高大的身躯，用打火机点上了一支烟，“若说忙，接到你的纸条时，我正想下部队去。若说不忙，咱们在这里谈上几天几夜也毫无问题。我一向反对事务主义，反对那种忙忙碌碌，在我这种位置，就是发号施令，运筹帷幄嘛。有些事可放手让别人去干嘛；如果现在突然来个通知，要我回国开半个月的会，我拎起皮包就走，支队的工作照常进行；如果要忙，我可以天天深入工地，指手划脚，下属十二个大队，一百多个连队，跑吧，你可以累得吐血。‘食少事繁，岂能久乎？’这是谁说诸葛亮的话来着？忘了……诸葛亮是累死的，事必躬亲。……”

孙洪林滔滔不绝侃侃而谈，胸中似有万语千言，一吐为快，我不住地点头，表示共鸣，有时也提些略有不同的想法，以刺激他的谈锋。

“凡十年来，我有很多的思考，想写一本回忆录，正好，我想借你的笔来著书立说，为我孙洪林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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