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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部分（第1页）

“曹军曹操之众，远来疲弊，闻追豫州，轻骑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此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将军’。且北方之人，不习水战；又荆州之民附操者，兵势耳，非心服也。

将曹军的弱点一一提到，（与周瑜的说法也是相呼应。）另提到自己主公刘备“豫州军虽败於长阪，今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精甲万人，刘琦合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这是表明己方有与孙权结盟的实力，为结盟打下基调。

用此连环三计后，才最终提到具体办法和日后的结盟。

“今将军诚能命猛将统兵数万，与豫州协规同力，破操军必矣。操军破，必北还，如此则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成败之机，在於今日。”

诸葛亮这番外交可说是精妙至极，将谈话的主导权一直控制在自己的手中，步步占得先机，不过诸葛亮也只能做到这步了，毕竟最终的决定权还是在孙权手中，而孙权要做出决定还需要考虑自己内部的意见。

毕竟，外交最终的立足点还是内政。

第四十四章　改字先生

三国随章侃第四十四章改字先生

（演义第四十四回孔明用智激周瑜孙权决计破曹操）

本回演义周瑜再度出场，也是从这章开始，周瑜与诸葛亮的斗智斗勇展开了，这也是在赤壁大战与赤壁之后孙刘两家关系的大背景之下展开的两人转。这段时期演义着重是描写周瑜与诸葛亮的对手戏，相比之下，曹操等人则成了配角，周瑜孔明言谈之中将八十万曹军视为无物，读者看到的更多的是周瑜与诸葛亮在智谋上的较量。当然，周瑜屡屡失败，反使“既生瑜，何生亮”牢牢的记在众人心中。

不过这也就是仅就演义而言罢了，正如我们在前文所言的，周瑜只是作者为了塑造诸葛亮神机妙算的又一个牺牲品罢了。正史中并无诸葛亮在赤壁一战表现的记载，而在赤壁之后诸葛亮主要负责荆南数郡的政务，为刘备调配后勤军需，他与周瑜并无冲突的记载。反倒是在演义中诸葛亮的另一位主要牺牲品刘备在正史中不乏被周瑜视为劲敌，想除去之。也就是说，演义中的孔明角色在正史中很大部分是由刘备扮演的。

周瑜在孙权执政起始到周瑜死亡这段时间在东吴政权中扮演着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所谓的“外事不决问周瑜”并不能完全体现周瑜的地位，关于周瑜的地位，我们以后再另外叙述之，本章要说的是诸葛亮在引用曹操那诗的一字之改。

我们人类沟通是以语言文字为媒介，但是语言文字又是一个相当不可靠的媒介，一旦其中有一点差错，就会表达出截然相反的意思。演义中诸葛亮为了激怒周瑜，将曹操《铜雀台赋》中“揽二桥于东南兮，乐朝夕之与共。”改为“揽二乔于东南兮，乐朝夕之与共。”这改了一字，这意思便就变了，引起了周瑜的愤怒。而清朝野史盛传雍正夺位便是说他将康熙遗诏中的“传位十四皇子”改为“传位于四皇子”，这一字之改，便将皇位夺了过去。

当然，这一个演义，一个野史，我们都信不得，我们还是看正史。正史上到是有一个国外的著名例子，铁血宰相俾斯麦谋求与法国的战争，苦于得不到机会，正好西班牙国王去世，俾斯麦设法活动，让西班牙邀请普鲁士国王的堂兄利奥波德亲王去当西班牙国王，以便激怒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界，但是普鲁士国王对法国的威胁退让，表示不支持堂兄，在法国人再度逼迫普鲁士国王做出保证后，普王拒绝了，但是却又表示可以从长计议，并写了一封电报说明自己的态度，电报的内容相当温和，但是在俾斯麦手中电文发生了变动，俾斯麦没有改一个字，没有加一个字，只是涂抹了一些内容，原本温和的“从长计议”变成了带有挑衅性的“国王陛下不再有任何事情通知大使”。这个改动的电文公开在报纸上发表，引起了法国人的愤怒，从而开始了普法战争。

政治过于严肃，我们还是看看笑话，古代不少关于改错字的笑话，比如我们都知道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便是出自一则笑话。说的是宋代一州官田登忌讳别人说自己的名字，进而连谐音字也不能说，如“灯”便不能说，不能写，于是衙门内便将“灯”说成“火”，这“点灯”便是“放火”，到了元宵节，现在元宵气氛越来越淡，但是古代元宵乃是大节日，是全城都要点灯结彩的，于是衙门按规矩贴出一张告示，自然还是要避田老爷的忌讳，这告示上就写：“本州依例放火三日。”于是便有了这“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笑话来。

这是中国古代对自己姓名的忌讳，古人对自己的姓巴不得天天放在嘴边，生怕别人不知，但是对于名就很忌讳了，之前有一章就说过，古人之所以取字便是因为名不能让人随便称呼的关系。比如对皇帝名讳，古代假如行文遇到有皇帝的名字，就要用其他字代替，所以我们有时读古代原文会觉得读到一段不通或者有别字，那很可能就是遇到了当时皇帝的名字，如唐太宗李世民，这“世”“民”两字都是很常用的，那也要避开名讳啊，于是遇到“世”就用“系”“代”字代替，而“民”就用“人”字代替。在我们知道古代有一个户部，但是其实原来叫民部，就是因为避唐太宗的名讳就改成户部，沿用至今，另外观音原本叫观世音，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不过李世民的名讳实在是太普遍了，后来干脆下令，只要不是连用“世民”两字的，也不用避讳了。

不过这种避讳也不用太过在意，除了写书的时候注意一下，谁会每天注意那些字和皇帝的名字是否相干，所以在唐太宗的时候，这“民”字也是天天被人叫着，太宗自己也叫自己名字呢。何况后代一些皇帝为了避免这种情况，还干脆自己造些字出来，那就更不用担心了。

再说一则笑话，前段时间流行说三国中的某某为女人，其实这不希奇，早在古代我们的老祖宗便这样做了，唐代一为叫李可及的优人，也就是演员，他一次表演说儒，道，佛的创始人孔子，老子，如来都是女人。为什么呢？他用了三家的经典来作证，但是都歪用了，如《金刚经》中说“敷坐而坐”，他便说是“父坐儿坐”，父亲坐了儿子再允许坐，要不是如来是女人，怎么会这样家教呢。再说《道德经》中说“吾有大患，为吾有身”，这“有身”就是怀孕的意思，他便说老子不是女人，为何害怕怀孕呢。《论语》中说“我待贾者也！”，他读作“我待嫁着也！”假如孔子不是女人，那为什么要待嫁呢。一番歪解，赢得当时在场的皇帝大笑，赏赐丰厚。

李可及是歪解了三家的经典，但是实际上各家典籍也是与原来的本意大大不同了，这就是要拜自古以来的各家注释解说的缘故，而且时不时还冒出来真假经书的事。道佛和基督等宗教就不用说了，虽然都有各自的经典，但是对于经典甚至某个事件的解读不同，很容易便分成多个教派，基督教有天主教，基督新教，东正教的区别，其中下面还分很多小教派。伊斯兰教逊尼派和什叶派只要是关心中东局势的人也知道，佛教更是复杂，大乘小乘，汉传藏传南传，就连信奉禅宗这一系都有无数的派别。再说道教吧，我们在第一章便说到了，这道教是东汉才起源，就在这末年张角的太平道和张鲁的五斗米道便不算同一家的了。

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多的教派，关键一点便是对于经典的不同解读，历史上无数的能人志士们都做过这改字先生，将那些经典著作改成为自己所用东西，便就拿儒家来说吧，一般认为最能体现孔子思想的是《论语》，但是《论语》一书不是孔子所写，而是他的学生对他平时言论的整理，（有说孔子收集整理《诗经》，为《易经》做注，写《春秋》的说法，但是四书五经中的四书都非孔子所写）这其中是否遗漏，学生对孔子的想法是否理解透彻先不说了。就说日后对四书五经的注释就有很大分歧，很多儒家学者因为看法不同而分庭抗礼，其中不乏歪曲其书者，就拿西汉董仲舒来说，他是当时的集儒家之大成者，被认为是儒家大师，奠定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局面，但是他所说的“天人感应”和孔子的“敬鬼神而远之”便是冲突的。两汉时期，因为对经书的分歧，还产生今文学派和古文学派的分歧，两汉经学发达，出现了东汉末年郑玄这样的大师，（演义中说刘备拜郑玄为师）他们所依赖的便是对经典的解读，之后唐宋再兴的新儒学，南宋朱熹完成的程朱理学，王阳明的心学，莫不是建立在这些儒家经典的解读，不过的读法就有不同的概念，换句话说，这些大师们都做着或多或少的改字先生。

怎么改呢？在下才疏学浅，对这方面也没做过太过的钻研，就随便举个例子吧，深了我也说不出来。我们知道有一句话很出名“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是《论语》中孔子说的，但是问题是古代是没有标点符号的，现在的标点符号都是后人加上的，大都是通过多年的阅读习惯，但是问题这些阅读习惯又是和前人的自己的想法有关。比如这句话就可以读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样一来就成了孔子不想让大家知之，有愚弄人民的意思，但是我们换种读法。“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概念就完全不同，成了有教育民众的意思。或者“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又是一种读法，假如将标点放在其他地方，还会有更多的读法，也就有更多的解释。而且假如放在不同的背景之下，又会有其他的解释出来，这还是仅仅一句而已。由此，我们可知，古代这些学者还当真不会闲着没事可干的。

自然，儒家大师都是小打小闹，毕竟终究还是要做学问的，不敢太过乱改。所以都没康有为做的彻底，为了政治上的需要，干脆做了一个《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这样的文章出来，将整个儒家学说的基础都改了，还成就了康圣人的美誉。不过在现在看来，这位康圣人的政治热情比学术能力高涨了许多，他的改动更多的是为政治服务，政治意味太重，不会在儒学上留下太大的痕迹。

政治和学问还都是太严肃了，我们还是说文学吧，文学家才是真正的改字高手，而其中以诗词最甚，贾岛为“推”“敲”两字巧遇韩愈，王安石改十几字再定下“春风又绿江南岸”这般的佳句，都道“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何不知这妙手乃是诗人斟酌推敲，字锻句炼才得出来的。甚至有诗人为诗呕血的。毕竟如李白这般的天才少，大多数人还是要如杜甫一般苦思炼句，白居易这般改易才能成作的，只是即便如此，能如杜甫白居易这般成就的也是凤毛麟角，可遇而不可求了。

若要真做改字先生，还是这最后一种更好些罢。

第四十五章　水军

三国随章侃第四十五章水军

（演义第四十五回三江口曹操折兵群英会蒋干中计）

本回演义的内容若是对中国戏剧有所爱好的票友必然十分熟悉，“群英会”这一出是三国戏中不可缺少的一幕，戏剧中重点突出的是蒋干的愚蠢，周瑜的智谋，曹操的多疑，是很考验演员表演功底的。这也是演义中赤壁之战连环计谋的第一出，先是对蒋干的反间计，再是黄盖的苦肉计，阙泽的诈降计，庞统的连环计，最终才是火烧赤壁。赤壁大战是演义中花费篇幅最多的一次战役，而其中重点则主要放在那些计谋上，可说赤壁战便被罗贯中写成了计谋战，一些还成了日后计谋所用的例子。

不过，这些计谋很多并非真正的史实，就拿本回这一出来说吧。蒋干确有其人，也曾受遣劝说周瑜，也是如演义一般无法说服周瑜，甚至连话都没说上几句，便回来了，但是却不曾拿了周瑜的书信，为周瑜反间计助力，而曹操更没有杀蔡瑁，且说他没中反间计，就算中了，刚定荆州，需要安定人心，蔡瑁这样的大族怎么可能随便杀了。只是蔡瑁日后的事迹不显，所以罗贯中便在演义中这样处理了。其实相对这而言，群英会中的一位更不可能出现，便是做监酒的太史慈，太史慈在建安十一年就死了，赤壁一战是建安十三年的事，罗贯中对太史慈也颇是偏爱，硬是让他的鬼魂坚持完赤壁之战，直到合肥一战中才死。

不过这并非本章的重点，本章的重点乃是说古代的水军，演义中周瑜为何要使反间计害死那蔡瑁张允，便是因为担心他们为曹操训练水军，所谓南北对峙中南方依仗着长江天涯，假若要渡江，那必须胜过南方的水军不可，而南方在水军上一直要胜于北方。

多江河湖泊且拥有中国第一大河的长江的南方是最早建立水军的，在春秋时期的吴楚两国都拥有着强大的水军力量，他们都是处于南方，这是因为他们的地理环境的关系，假如在南方没有一支强大的水军，便意味着对内没有压制力量，对外没有防御力量。相对而言，北方建立水军的必要性则小得多，中国北方多是平原，交战大都以骑步为主，甚至北方的游牧民族甚至连船是何物都没见过，他们的战争态势决定了他们没有必要建立一支庞大的水军，所以在大部分情况下，北方的水军远远落后于南方，三国时期也不例外，曹操所谓的在玄武池操练的水军根本毫无用处，他只能依赖荆州水军，然而荆州军新降，根本无心作战，这样一来则更不是原本就拥有最强水军力量的周瑜军的对手。这是曹操在赤壁水战中战败的一大原因。

需求决定着选择，中国虽然拥有漫长的海岸线，但是大量地区并不沿海，而且中国一直以来最主要的对手便是北方的敌人，而在东面南面的海洋，根本就没有任何值得中国注意的对手，既然没有敌人，那就没必要建立海洋性的水军，所以这决定了中国长期以来以陆战为中心，水军主要是以内陆江河为主，而且这往往也是在南北分裂对峙的情况下，一旦统一，保留南方庞大水军则就毫无必要了。但是即便如此，中国的水军力量在工业革命的时代之前依然在整个东亚世界甚至整个世界占据着领先的地位。

因为正如上一段所说的，只要有战争，尤其是南北对峙的战争中，水军的力量就是必要的，很容易得到快速的发展。假若说之前的两汉统一的太快，那三国形成的相当长的南北对峙的局面使得水军得以更加强大的发展起来，（当然，两汉在船只上的发展也是很快的，橹，舵和中国式硬帆便是此时的发明。）东吴甚至有余暇派遣水军由海路到辽东和台湾等地了。而在西晋统一后不过几十年，东晋南迁，再加上漫长的南北朝，中国水军力量从速发展，南方固然是保持着水军的强势，北方政权也在不断赶上。等到重新一统的隋唐时代，因为对外征伐的需要，中国水军也一度在海上与外国作战，如白江口一战，不过在政权重心向西面和北面之后，中国水军的身影就不多见了。而到了两宋尤其是南宋，中国水军再度得到了快速发展，偏安的南宋政权为了防御，极大程度的发展了水军，尤其罗盘等技术的运用，使得宋朝的船只业得到了大规模的发展，宋朝的水军力量也前所未有的增强，这种发展态势一直持续到明朝，朱元璋与陈友谅的鄱阳湖大战是中国古代最大规模的水战，而郑和下西洋也是中国古代最大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船队，此时的中国古代性水军达到了顶峰。

中国古代水军的作用主要为两种：

一为运输：水运的便利使得军队能够快速的从一地机动到另一地，这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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