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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以夷狄之教斥佛,是拘于名而忽于实,因为真理不受地域局限,“果不信道而斥焉以夷,则将友恶来、盗跖,而贱季札、由余乎?非所谓去求实者矣。”韩愈斥佛“髡而缁,无夫妇父子,不为耕农蚕桑而治乎人”这是“忿其外遗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韫玉也”,柳宗元其实也不赞成出家脱离生产,但认为这是枝节问题,而关键在于佛法包含真理。而且在世人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污浊气氛中,有信仰的僧人“不爱官,不争能,乐山水而嗜闲安者为多。吾病世之逐逐然唯印组为务以相轧也。则舍是其焉从?”
柳宗元在官场上遇到的多是倾轧、钻营、狡诈的官僚政客,使他伤心痛苦;而他却在出家学僧那里找到了知音,感到他们高雅清越,没有俗气,可以成为远离名利的性情之交。他赞赏浩初(龙安海禅师弟子)“闲其性,安其情,读其书,通《易》、《论语》,唯山水之乐,有文而文之;又父子咸为其道,以养而居,泊焉而无求,则其贤于为庄、墨、申、韩之言,而逐逐然唯印组为务以相轧者,亦其远矣。”可知柳宗元乐与僧人游,一取其读书能文,二取其淡泊名利。《送文畅上人登五台遂游河朔序》中有“真乘法印与儒典并用”之语,又赞成文畅上人“统合儒释,宣涤疑滞”之举。
然而让李曜觉得遗憾的是,儒佛如何并用、如何统合,佛法与《易》、《论语》又是怎样相通,柳宗元语焉不详,未能形成专论予以系统说明。他的观点散见于论、序、记、碑之中,这月余时间里,因为往来学者极多,对韩愈与柳宗元的经历、文章也谈及甚多,李曜对柳宗元的认识也比过去在书本中读到的更多。
他因此试着将柳宗元未曾形成系统的观点概括起来,认为其佛儒会通的具体含义有以下几点:
其一,佛教讲孝敬,与儒家相合。《送元皓师序》说:“余观世之为释者,或不知其道,则去孝以为达,遗情以贵虚。”而元皓师则不然,他求仁者帮助归葬其先人,“勤而为逸,远而为近,斯盖释之知道者与?”又说:“释之书有《大报恩》十篇,咸言由孝而极其业。世之荡诞慢訑者,虽为其道而好违其书,于元皓师,吾见其不违且与儒合也。”《送浚上人归淮南觐省序》亦云:“金仙氏之道(即佛教),盖本于孝敬,而后积以众德,归于空无。”
孝道是儒家伦理之首,也是全社会道德行为评价的第一位标准,自汉魏以降执政者无不标榜“以孝治天下”。
佛教东渐与传统文化发生冲突的关键性问题是“众生平等”的观念与孝亲敬长的观念的矛盾。佛教提倡离家弃亲,出家修道,儒学强调敬养父母、传宗接代,如何将这两者加以调和是佛教华化所不能回避的问题。南北朝以来,中国佛教学者提出两个辨法;一是宣传间接行孝论,二是发掘佛典中类似于孝道的内容。如刘勰作《灭惑论》说,佛家之孝在于“学道拔亲,则冥若永灭”,因而非但不是不孝,而且是大孝。孙绰《喻道论》则说:“佛有十二经,其四部专以劝孝为事。”
柳宗元认为,出家人不必斩断一切尘缘,对先辈的孝敬之道应当保留,并且在尽孝道的过程中体悟大道,即所谓“勤而为逸,远而为近”,这样的人能在入世中出世,才是真正的知“道”者。柳宗元同孙绰一样,把在佛经中本不占重要地位的报恩思想突显出来,并且说可以通过孝道得到解脱(“由孝而极其业”),这都是用中国人的思想感情和眼光来解释佛教,以期打通佛儒之间的阻隔。
其二,佛学讲生静性善,与儒学相合。《曹溪第六祖赐谥大鉴禅师碑》认为人类在斗夺贼杀中丧失了自己的本质,“悖乖淫流,莫克返于初”,“而吾浮图说后出,推离还源,合所谓生而静者。”佛教叫人还其本来面目,也就是复性。《乐记》云:“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
柳宗元认为佛家的复性即是回到人生而静的初态,而人的天性是善的,故赞誉大鉴“其教人,始以性善,终以性善,不假耘锄,本其静。”事实上印度佛教在“人性论”上持善恶混的观点,故瑜伽行派有三自性(遍计所执自性、依他起自性、圆成实自性)之说。但中国禅宗受了儒家“人性论”的主流——孟子性善说的影响,提出人性本自清净、见性即可成佛的主张,影响极大,柳宗元就是就是依据禅宗的观点来调和佛儒两家“人性论”的。
依柳宗元的见解,孔子之后,儒学被诸子掺杂,失去本性之旨,幸有佛教才把儒学的精萃发扬出来,显出本来面目,这样佛教不但不是异端,而且是儒学的功臣。这一思想为宋明儒者所发挥。明代焦竑就认为佛教诸经皆发明尽性至命之理,“释之所疏,孔孟之精也;汉宋诸儒之所疏,其糟粕也”,“释氏之典一通,孔子之言立悟。”
其三,佛法博大能容,与《易传》精神相合。《送玄举归幽泉寺序》云:“佛之道,大而多容,凡有志乎物外而耻制于世者,则思入焉。”《南岳弥陀和尚碑》谓佛法“离而为合蔽而通,始末或异今焉同。虚无混冥道乃融,圣神无迹示教功。”这样一种广大无边、圆融无碍的佛法与《周易》的“神无方而易无礼、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的精神是一致的。
柳宗元所说的佛法与《易》相合,李曜认为是指两者皆具有极大的超越性和普遍性而言的。柳宗元在《天对》和《非国语》中以元气解说宇宙本初,以阴阳的交感解说宇宙的运动和寒暑的变化,说明他对于《易传》的太极生两仪和阴阳相推之道已有较深的理解,所以用易道来比拟佛法。
其四,佛教同其他诸子百家皆可以其有益的内容为治国服务,因而与儒学的治国之道相合。柳宗元认为治道多途,应求其同而存其异。《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说:“太史公尝言‘世之学孔氏者,则黜老子,学老子者,则黜孔氏,道不同不相为谋。余观老子,亦孔子之异流也,不得以相抗,又况杨、墨、申、商,刑名纵横之说,其迭相訾毁、抵捂而不合者,可胜言耶?然皆有以佐世。’太史公没,其后有释氏,固学者之所怪骇舛逆其尤者也。”
言下之意,佛教亦不得视为异端,而“有以佐世”,所以柳宗元称赞元生“悉取向之所以异者,通而同之,搜择融液,与道大适,咸伸其所长,而黜其奇寰,要之与孔子同道,皆有以会其趣。”佛儒用以佐世的主要功能在劝善化俗。
柳宗元在任柳州刺史时,曾自觉利用佛教改善当地民风,据《柳州复大云寺记》:“越人信祥而易杀,傲化而勉仁,董之礼则顽,束之刑则逃,唯浮图事神而语大,可因而入焉,有以佐教化。”果然“人始复去鬼息杀,而务趣于仁爱。”
其五,僧人从道而不随俗,有高雅的精神境界,与儒家重仁义轻富贵的思想相合。佛教导人做“自了汉”,收拾精神自我作主,而不受外物牵累,如柳宗元所说:“凡有志乎物外而耻制于世者,则思入焉。”所以真正虔诚的教徒,尤其是有文化的学僧,能够斩断功名利禄的俗念而醉心于佛法的追求,如元十八“不以其道求合于世,常有意乎古之‘守雌’者。”如文郁“力不任奔竞,志不任烦拿,苟以其所好,行而求之而已尔。”儒家也有“从道不从君”和安贫乐道的传统,孔子说过“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孟子说过“穷不失义,达不离道”,都是教人建立起精神上的“大我”,不做权力的工具和外物的奴隶。在从道求真、蔑视名利这一点上儒佛是相通的。这是好儒的柳宗元同时又好佛的重要原因。
柳宗元被贬后处境艰难,心情郁闷,遂陶醉于佛法之中以求排解,精神上得到很大的提升,有诗为证。《晨诣超师院读禅经》云:“汲井漱寒齿,清心拂尘服。闲持贝叶书,步出东斋读。真源了无取,妄迹世所逐。遗言冀可冥,缮性何由熟?道人庭宇静,苔色连深竹。日出雾露余,青松如膏沐。澹然离言说,悟悦心自足。”多么清新洁净的光景,多么怡然自得的心境,柳宗元此时此刻确乎已离尘绝俗了。
然而李曜知道,柳宗元毕竟没有大彻大悟,他还念念不忘他的“内圣外王”、道德事业,他的骨子里还是儒家思想占主导。他处在穷则独善其身的境地,却仍在想着续先人之嗣承,留文章于后世,有朝一日昭雪平反再做事情。《寄许京兆孟客书》说:“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古之着书者皆是也。”《与裴埙书》说:“然若仆者,承大庆之后,必有殊泽,流言飞文之罪,或者其可以已乎?”《与顾十郎书》说:“在朝不能有奇节宏议,以立于当世,卒就废逐,居穷厄,又不能着书,断往古,明圣法,以致无穷之名。进退无以异于众人,不克显明门下得士之大。”但他仍“抱德厚,蓄愤悱,将以有为”,盼望那“万万有一”的机会“复得处人间”。
他期望社会“生人之性得以安,圣人之道得以光。”因此不忘民众的疾苦忧患,以笔代歌,抒发内心的悲愤和志向。他亲佛的目的是想摆脱逆境带来的烦恼,求得精神上的安宁,但他又是关切世事、极重名誉的士君子,无法真正冷眼世情,超然自得,入世与出世的矛盾在他身上非但有统一,还形成尖锐的对立,不能自我化解,带给他极大的精神痛苦,使他整个晚年都是在忧戚悲愤中度过的。
他写的散文书信诗歌,间或有飘逸的辞句,但大部分充满感伤沉抑之情。《送元皓南游诗》中说,自贬后“深入智地,静通还源,客尘观尽,妙气来宅”,然而“内视胸中,犹煎炼然”。又有一首《独觉诗》云:“觉来窗牖空,寥落雨声晓。良游怨迟暮,末事警纷扰。为问经世心,古人谁尽了?”两诗真实地表述了他内心矛盾激荡的状态,这使他的身心健康受到极大损害,他终于没有修成一位看破红尘的真正的佛教徒。
目前在朝廷中枢最有权势的陇西郡王亲自相邀并参与讨论,使得这场韩愈、柳宗元的“学术研讨大会”盛况空前,排佛、崇佛两派思想急剧冲突,李曜在长安的宅邸每日高朋满座,宴会甚至彻夜不绝。名师大儒们在此处不为吟诗喝酒,而为心中的圣道激烈辩论。他们不复往日羽扇纶巾的翩然风采,时常争论得脸红脖子粗,甚至有人因为长时间争论而晕阙,但醒来之后又立刻赶回陇西郡王府,继续参与辩论。
李曜本人并不时常加入争论,但他在应酬学上造诣甚深,偶尔一句话,就能将众人从某个僵持的论点中轻轻带出,转入另一个话题。他的风姿卓绝,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也得到了几乎所有名士大儒们的认可。
李克用在太原得知他在长安的举动,心中颇为费解,因担忧河北局势,只得再次致函李曜,虽未明言让李曜迅速归镇河中准备迎接朱温的进攻,却也将河东的困难局面一再强调。
但李曜在收到信件之后,仍未归镇河中,反而回复李克用,说李嗣昭、李嗣源与李存审三人到任之后,须得立刻征募新军并迅速训练,以避免李茂贞反扑或者其他敌对势力的觊觎,而为了支持他们三镇的行动,自己必须坐镇长安,为其提供军事上的震慑和财力物力上的支援,因此现在还无法迅速回镇河中。
不过为了让李克用安心,李曜也不能什么事都不做。他首先在河中、关中、同华征募新兵两军,共计一万四千人,号为“镇远左军”、“镇远右军”,驻扎长安附近练兵,而将开山左、右军派归河中,以防备朱温。同时献钱五十万贯,连同紧急调拨的大批物资一起运抵太原。李克用得了钱物,压力减轻不小,同时李曜的理由也的确说得过去,因此也就不再催促,只是在族中再次征调了一批青壮加入军队,准备迎接朱温的下一轮攻势。
第211章掌控四镇(二十)
首先感谢comet0824朋友的月票。另外说一句,这俩章对于唐朝儒、佛两家的思想争议着墨较多,如果读者细看,会对本书后面即将出现的新儒学有更多的了解,而新儒学的理论,则是李曜今后改革的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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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西郡王府中偏院,宾客云集,正在舌战。一名五旬开外的清癯文士正侃侃而谈:“说到柳河东[注:指柳宗元,其为河东人。]敬佛,其实刘宾客[注:指刘禹锡,其最后所任官职为太子宾客。]又何尝不是如此?刘公与柳公在理政、学问之上恍如同门,且命运相连,对于佛门之态度也非常一致。刘公倾心于佛门的‘出世间法’,自谓‘事佛而佞’。多言儒佛两家各有千秋,可以互补递用……”
一人插话道:“裴尚书此言,某倒是未曾留意,敢问出自何处啊?”
裴尚书乃是裴贽,前段时间李曜运用其在长安的影响力——或者说震慑力——调整诸多官员职务,裴贽因与河中走得颇近,而且本人确有才学,便由御史中丞擢升为刑部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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